我从1983年起担任苏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1989年之后担任主任，前后12年。在这期间，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钱仲联教授。历任校长都叮嘱我，中文系一定要把钱仲联这只“老母鸡”照顾好。有一位校长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对“老母鸡”作了如此解释：苏州大学获得首批博士单位授予权，多亏了钱仲联教授，因为他为我校获得了古代文学博士点。那是上世纪80年代苏州大学惟一的博士点。苏州大学正因为有了这个博士点，才不断生长出其他博士点，所以说，钱先生是“老母鸡”。

    说起“老母鸡”，还有一段佳话，当时我校申报学位点时，是把钱仲联先生作为硕士导师申报的。国务院学科评审组讨论时，钱锺书先生说：钱仲联若是作为硕士导师，那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为博士导师。因而我们的古代文学竟破格成为博士点。后来外面流传钱锺书和钱仲联是亲戚，因为都姓钱，就有人把这段佳话染上了私情，这却并非事实。我曾专门向钱仲联求证过，钱仲联郑重告诉我：他是常熟人，和钱锺书的无锡钱家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完全不搭界，无任何关系。眼下每到申报博士点时，申报方在材料上弄虚作假，东拼西凑，而后倾巢而出，请客送礼，一场混战，直闹得鸡飞狗跳。对比之下，钱仲联成为博士生导师的这段佳话，也就更显其佳了。

    我认识钱仲联先生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求学，钱仲联为我们讲了一个学期的“中国古代诗词”课。系里对他传说得很神，说他是光绪皇帝的先生翁同龢的外甥，又说他在上海编辞海时与陈毅元帅以诗词唱和。我们学生都很崇拜他的文笔，敬仰之外还有些畏惧。一次他讲授屈原的《离骚》，讲到某一种草时，他说这是香草，恰恰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注明此草是臭草。我不解，课间休息时捧着书本去问他，他断然答曰：“我说是香草就是香草！”吓得我吐了吐舌头，再不敢与之争。他讲课，乡音特重，尤其讲到紧要生动处，完全忘我，节奏急促，声调高昂，如暴风骤雨，直至整个假牙脱落。苦煞那些北方同学，上面是暴风骤雨，他们急得跳脚，一片茫然。所以下课后，常常有北方同学向我借笔记。

    上世纪60年代初，师生关系密切。我和几位同学曾多次到他家拜访。他一见我们，就再不是那种威严模样了，变得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对我们说：我24岁就当了教授，还是“学衡派”——就是鲁迅《估学衡》中的那个“学衡”派的成员，当时我们那些用文言作诗者，都以《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命名，我被大家称为“小李广花荣”。这些话说于60年代初，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在这方面揭发他。在“文革”中，钱先生虽然也受了苦难，进了牛棚，七斗八斗，但中文系师生还是钦佩他的才学，没有怎么为难他。

    自上世纪80年代始，钱仲联主持《清诗纪事》编撰的宏大工程。他不愿当挂名的即当今类似包工头式的主编，事必躬亲，在编写事务上毫不含糊。一发现问题，总是立刻处理，有时甚至大发雷霆。有一天早晨，我刚上班，办公室的同志急急来找我，说钱老正在发火。我立刻跑到明清诗文研究室，只见《清诗纪事》的编写老师一字排开站立，钱仲联面对他们站着，正大声训斥，气氛中弥漫着火药味。我担心钱先生的身体会有不测，立刻把他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灭火”。《清诗纪事》这样的巨大工程能最终编撰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坚持认为，钱仲联的“铁腕”是最重要的一条。

    钱仲联的性子急，在苏州大学是众所周知的。“文革”中，他下放到校农场改造，每当放假回苏州那天，他就凌晨四五点钟起身，把行李整理好，在床上枯坐等待天亮。“文革”结束后，我们教师开会，他总是第一个到。我也是急性子，但只要有他参加的会议，我到的时候，总见到他早已端坐在会场上，只能自叹不如。所以，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凡是非要他参加的会议和活动，我们在通知时，就把时间故意延后一小时，如下午两点钟开会就说三点开，这样就不至于要让他提前一小时了。

    钱仲联是饱学之士，他博闻强记，晚年尚能背诵《红楼梦》中的诗词。我曾亲身感受到他的学养的深厚。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我主持《中国散文通典》的编纂。当条目初定后，我对从先秦到清末的近七百条古典散文条目有些吃不准，于是想到了钱仲联。记得一天上午，大约11时左右，我带着王尧去见钱先生，把条目交给他，请他抽空审定。谁知他立即审阅，叫王尧念，王念一条，他定一条，每一条都定得非常干脆，或是：“行——定。”或是：“平庸。”或是：“伪作——删。”毫不含糊，前后近两个小时，共审定了680条。我不禁叹曰：什么叫博古通今？钱仲联是也！

    钱仲联是性情中人，和他商量事情，一般都会得到他的支持。写个序，讨个字，他都会满足你。他似乎也不信鬼神，年初一，我们去拜年，有几次他就和我们谈他的遗嘱。年初一谈遗嘱，总有点那个吧，我们忙阻止他，他依然讲他的，说遗嘱有几条，我记得其中一条就是要献出遗体，他说他的大脚趾有特异功能，站着会动，可供医院科研用。而对有些事情，他是毫不含糊的，记得90年代初，一次博士答辩后，我和他陪同答辩委员王元化、王运熙和顾易生等去常熟游览。在钱谦益墓前，几位先生都照了相，独独他不照。开始我请他照，他摇头。后来我再请他，他依然拒绝，还严肃地对我说：不照，如果照了，照片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是他的后代或亲属呢，我和他没关系。

    “老母鸡”已经离我们远去。现在的年代，“老母鸡”似乎已成稀罕物，常常在学界撞见的是一些高昂啼鸣的“小公鸡”，他们虽然没有什么“蛋”可炫耀，但他们的声调可以令满世界震动。不过，震动之后，我常常会感到一点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