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帕慕克

最近发生了两次地震。第二次地震——十一月发生在博卢的那次——从书房的一端能听到撞击的声响；然后，好长一段时间，书架都在吱吱呀呀地呻吟着。我当时躺在里屋的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眼望着毫无遮盖的灯泡在头顶上晃荡。我的书房一定会借着地震的狂怒对我图谋不轨，它一定会冠冕堂皇地将此意图赋予实施——这让

我害怕，这些毁灭性的暗示激怒了我。数周前在几次余震期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决定要治理我的书房。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头脑出奇清醒的情况下，从书架上挑出二百五十本书，把它们处理了事。我像一位踱步于奴隶群中的君主，要挑人出来挨鞭子，像资本家一样，点明哪些走卒会被解雇。我很快做出了选择。我所惩罚的是我自己的过去，以及这些书给我带来的梦想：首先我发现了这些书，选定之后，买下来，带回家，收藏起来，然后看书；我满怀深情地埋头苦读，同时想象着将来我再读这些书时会有怎样的感想。细细想来，这样的惩罚倒更像是一种解放。

　　它给予我的快乐？这个话题是谈论我的书和书房的好机会。我想说说我的书房，但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赞美自己的书房，这些人声称爱书其实只是想让你知道他是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比你有教养而已。我也不希望像那些喜欢卖弄的爱书人，他们会跟你说他们在布拉格偏僻街道上的一家小小的二手书店淘到某某罕有的书卷。还有就是，我生活的国家里人们不读书算是正常，看书的人则被认为多少有些毛病，所以我只能尊重屈指可数极少几个人的矫饰、痴迷与做作，因为这些人在总体上无聊粗野的环境里还能读书，并建有自己的书房。讲完了这些，现在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事情不是说我有多爱书，而是要说我有多讨厌它们。讲述这样的故事最好、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去回忆我怎样以及为何要把书处理掉。

　　既然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书房有所布置，使我们的朋友只能看到我们想要他们看到的书，那么一条清理图书的简单方法就是断定，哪些书我们想，也许可以这么说，想把它们完全藏起来或者清理掉，使我们的朋友根本看不到这些书。仅仅为了让他人无从知道我们曾经对有些一派胡言的书籍相当看重，我们就可以处理掉大量的书籍。我们从孩童时发育到青春期，从青春期变成青年，这一特定的执迷一直伴随着我们。我的兄长就给过我一些书，他后悔在孩提时读过它们。他还把用线带束成一大捆的足球杂志送给我，他对这些杂志已经失去了兴趣。他这么做，可谓一箭双雕。我用同样的办法处理掉很多土耳其小说、苏联小说、糟糕的诗集以及社会学读本，更别说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乡村文学作品，以及我像《黑书》里的激进分子一样所收集的左翼小册子。用同样的方式，我清除了自己以前定期买下的科学书籍，我曾经忍不住想读的关于如何如何成功的空虚无聊的回忆录，还有各类精制、不带插图的淫秽读物：在将其丢弃之前，我起先总是满心焦虑地把它们放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我决定把哪本书扔掉时，强烈的耻辱感会掩盖深深的、没有立时显现的怨恨情绪。令人蒙羞之处并不在于心里老是不安地想着我的书房里竟然会有这么一本书（如一份政治忏悔，一本蹩脚的翻译作品，一部时髦小说，一部其中所有的诗歌都像一回事并与其他一切诗歌都毫无二致的诗集），而是在于这让我知道自己曾经对这本书过分看重以至于花钱买下来，让它在我的书架上端坐多年，甚至我还读了不少内容。我并不以这本书本身为耻，我为自己曾经赋予它重要的意义而感到羞耻。

　　现在我们来谈真正重要的问题：我的书房并不是让我心生自豪的地方，而是一个自我报复的沉闷所在。有人以他们的教育自豪，像他们一样，我有时看着这些书也会心生愉悦，我的手从这些书上掠过，还会挑几本出来读读。年轻时，我会想象自己成为作家后，在自己的作品前摆弄姿势，但现在却只剩下让我心烦意乱的窘迫感，因为我竟然在这些书上花费了时间和金钱，还像搬运工一样费尽力气把它们运回家，然后又偷偷藏起来；最令我尴尬的是我认识到自己竟和这些书搭上了“关系”。年岁既长，我开始丢书，我自己大概是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一种智慧，那种阅览过书房所有藏书的主人应该有的智慧。但是我买书的速度一直超过弃书的速度。因此，如果我把自己的书房与富裕的西方国家哪位博览群书的朋友的书房做个比较，那么他的藏书会比我少多了。幸亏对我来说最紧要的不是拥有好书，而是写出好书。

　　作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好书。但认真阅读并不意味着慢慢读，细细读，眼睛脑子都扎到书本上：自己完全沉浸在书中。因此，我们一生中只会对少数几本书情有独钟。打造最为精致的私人书房，会让自己藏有不少彼此争雄竞胜的书，书之间的争忌会给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徒添忧郁。福楼拜说得不错：如果一个人足够认真地读上十本书，他就能成为一个圣人。大多数人通常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转而收藏书籍，炫耀他们的书房。因为我所生活的国家几乎没有书和图书馆，所以我至少有借口拥有自己的书房。我书房中的一万二千卷书促使我严肃地对待我自己的作品。

　　这些书里我真正热爱的大概有十本或者十五本，但我对这书房却没有多愁善感的情怀。从它作为外在形象、收藏的家具、一堆灰尘、实实在在的负担来看，我根本不喜欢这书房。对书房里的东西要达到相当熟悉的程度就好比和女人相处；女人主要的美德就是她们总是愿意来爱我们。对于我的书，我最喜爱的一点是无论何时只要我乐意我就可以拿起来看。

　　因为我像害怕爱情一样害怕与书本的“关系”，所以我欢迎任何可以把书籍处理掉的借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找到了一个新鲜借口，那是我以前从未想到的。我在年轻时买过一些作家的书，并保留下来，甚至有时还真读过，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作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还读过不少其他作家的作品——在最近几年里，这些人串通一气收集证据来证明我自己的作品有多糟糕。刚开始，我很高兴他们能如此认真地对待我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很开心有一个比地震更好的借口可以把它们从我的书房里清除出去。这就是我的土耳其文学书架上作品迅速减少的原因，剔除的书籍都是那些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愚笨、平庸、小有成就、秃顶、江河日下的男性作家作品。

　　（摘自《世界文学》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