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伊始，戏曲舞台复演传统老戏，各剧种的保留剧目纷纷推出。但老戏老演和老演老戏，不久便让观众厌倦。于是很多剧团开始排演新戏，如湖北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和河南豫剧《七品芝麻官》等，都以崭新的面貌赢得专家好评和观众喜爱。

　　京剧《曹操与杨修》首演于1988年，一经推出便引起巨大反响。赞成者认为它对传统京剧有很大突破，尤其是尚长荣饰演的曹操富有新意，涉及了如何对待知识和人才的敏感话题;而反对者则指责此剧过份夸大了曹操兵败是缺乏人才，剧中主张“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相隔”有影射之嫌。

　　这个戏创作于1986年，选择这一题材，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高中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于是我这个家乡五六万人中仅有的考上高中的三人之一，回到湖南岳阳偏僻山村务农，觉得有些怀才不遇。1973年起我在县文化馆作临时工，开始写小说和散文，后来又为县里的花鼓戏剧团写剧本。1985年调入岳阳市戏剧创作室，这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拨乱反正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提了出来，很多文艺作品开始涉及这一题材，我想写一个既有文学追求又有思想深度的新戏，于是，就有了《曹操与杨修》。

　　剧本发表后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三个月后，我收到时任陕西省京剧团团长的尚长荣先生的来信，是毛笔直书的八行宣，表达了对《曹》剧的赞扬和领衔演出的愿望。当时不知道尚先生是京剧名家，但他慧眼识珠，让我有遇到知音的兴奋。后来，尚先生又来信说《曹》剧不在陕西投排了，因为找不到饰演杨修的角儿，改在上海京剧院排演。

　　我当时在岳阳工作，为了排《曹》剧，先后跑了九趟上海，剧本也改了十稿。马科导演是一个激情洋溢的人，看了剧本，便马上涌起了创作冲动，但他对此剧的处理，却让我不能接受。因为我的思维全在剧本文学上，而马导则通盘考虑的是他的舞台。我们各执己见，大吵一架，不欢却未散。其实马科是个天才的戏曲导演，我按照他的意图修改剧本，很多地方获益匪浅。《曹》剧的成功，马导的确功不可没。

　　我也很钦佩当时上海京剧院的马博敏院长。她拍板排《曹》剧并请上海市文化局、宣传部和市委领导审查的气魄，令我刮目相看。记得看完连排，领导还没有开口，她便抢着说:“这个戏，领导说好，我们高兴，说不好，我们也演定了，今天主要是请领导给予支持。”我吓了一跳，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但是上海的领导非常开明，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讲了许多鼓励的话，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1988年12月，《曹操与杨修》参加文化部在天津举行的京剧新剧目汇演，大获成功，次年获戏曲最高学术奖——中国戏曲学会奖，1995年获首届中国京剧节唯一金奖，至今仍是新时期京剧的优秀之作，也是上海京剧院和尚长荣先生的保留剧目。

　　记得1989年10月，《曹》剧进京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并到中央警卫局礼堂演出。演出结束后，胡乔木同志上台接见。他表情极为严肃，几乎是板着脸问:“谁是编剧?”我走上前去，他仍一脸肃然，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写了一个大作，我得到了艺术的享受!我听说有人对这个戏东拉西扯，我要指着他的鼻子骂!”胡乔木同志这番肯定的话语，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人物小传:陈亚先，1948年9月出生，湖南岳阳人，国家一级编剧，现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剧协副主席、岳阳市文联主席。1979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发表《曹操与杨修》、《胡笳》、《天下归心》、《宰相刘罗锅》、《市长夫人》等多部剧作。出版剧作集《湖南当代剧作家选集·陈亚先卷》、理论专著《戏曲编剧浅谈》。曾获全国优秀剧本奖、文化部优秀编剧奖、中国戏曲学会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曹操与杨修》被译成英、法、俄文在国外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