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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沆、李审言、黄季刚、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吴矍安、柳诒徵、陈去病、顾实、汪东、姚永朴、陈匪石、卢冀野、胡翔东、闻一多、陈登恪、刘国钧、王易、方光焘、黄淬伯、罗根泽、朱东润、杨晦、洪诚、陈白尘、程千帆、陈瘦竹、钱南扬、吴白匋、管雄、王气中、张月超、赵瑞蕻等。 看到这样一份名单，相信对中国近百年来文史方面的学术史稍有涉猎的人都明白，这样的阵容意味着什么。而在这一特定的时刻提到他们的名字，犹如让后人瞻仰凌烟阁上的画像，无疑其中既有对传统的体认，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不过，看到这些人名的时候，你会有个奇怪的感觉，若以现在的中文系的学科来论，这里面大部分人尤其是1949年前的教师，大都是搞古代文学的。而据莫砺锋老师的统计，在这些曾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学者中，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居然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而长期以来执掌南大中文系各阶段主任之职的也基本上都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如王伯沆，陈中凡，汪东，汪辟疆，胡小石等，这自然不能不对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传统的建立产生影响。 固然，我们很容易由此得出结论，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南大中文系形成了今天的风格，但若要理解其中的款曲，还必须把南大中文系的发展放到一个更为宽泛的学术背景下，即莫砺锋老师所提到的“东南学风”的场域中来看待，才能真正知悉其由来。 严格说来，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的源头应从南高师时期创设的国文部谈起，而这一阶段的国文部有两个人不得不谈，这就是时任主任的王伯沆与柳诒徵。王以讲“四书”和杜诗知名，柳主讲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史，自1915年到1924年间执教南高师及改制的东南大学时期，所树桃李众多，尽皆成为文，史，哲，地等学界一时之选，如缪风林，张其昀，景昌极等，可谓影响巨大。此两人的治学领域和路径对国文部的学术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他们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基本上仍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学者所遵循的范式。 不过，若论从根本上建构起日后南大中文系乃至学校的传统的，还是1919年春国文部改为综合性的文史地部，以及随着1920年10月南高师改制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亦改为国文系后的几年，所形成的结构影响更为深远。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围绕着《学衡》杂志所形成的“学衡派”。1922年1月，在东南大学的实际负责人刘伯明的支持下，由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发起，吴宓具体编辑的《学衡》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所积聚的同仁中，梅吴二人，还有时在东南大学执教的汤用彤、楼光来等都是哈佛的留学生，当然，他们中大多数为提倡人文主义的白璧德的门徒。这一点以及他们创立《学衡》的目的，即与提倡实验主义的杜威的门徒胡适和他所在的北大相抗衡的目的，以反击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还有另一点为很多论者所有意无意忽视的是，在《学衡》的同仁中，还有不少人是柳诒徵这样的原本就是南高师旧人的治中国传统学问的本土学者，且不说他在《学衡》上发表文章的数量首屈一指，《学衡》的发刊词就是他写的。柳的门生，南高师毕业生张其昀曾言，“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是南高师可以自负的地方。而仅从人员知识背景和来源构成这个方面来看，就可知吴宓所撰写的《学衡》所倡扬的办刊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所言不虚。 而有趣的是，由柳本人所命名的“东南学风”，在提到《学衡》的同仁时，也不忘言及梅光迪、吴宓等留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在《送吴雨僧之奉天序》说，“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彰，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见沈卫威著，《学衡派谱系》，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0页）这里先不谈那些反对者是否“不敢置喙”，但可看出，在柳氏看来，这“东南学风”的构成中，是有留学生一份功劳的。 当然，言及“东南学风”，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科学精神的融会，科学精神即惟真是求，不为时风所移，亦不为媚俗之语。仍用张其昀的话来说，就是“世人多称南高学风偏于保守，这是一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严较近事实。南高的精神科学的成分极重，他们不囿己见，不狃私意，发言务求正确，不作荒诞之辞，最富于自由空气与真挚的精神。”（见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同样，《学衡》“文苑”栏主持，亦为留美学生的生物系主任胡先骕，他在南高师二十周年纪念餐会上的演讲《朴学的精神》中，也特地提到了这一点： 夫南雍之精神，不仅在提创科学也。文史诸科，名师俊彦，亦一时称盛。言国学则首推王伯沆先生之于文，柳翼谋先生之于史。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实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有大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见《薪火九秩》，第10页）。 胡先骕此言，本意在标举南高及《学衡》在当时的文化上的贡献，但他敏锐地把科学的精神作为一个前提，这当然与他本人是科学家的身份有关，但也与当时《学衡》同仁所表现出的某种精神，即日后被柳诒徵所谓“东南学风”不无关系。事实上，《学衡》的同仁中，除了他这位植物学家外，还有亦为哈佛博士的竺可桢这样的地质学和气象学家。 而近年来着力从学术史和思想史角度研究南大历史的沈卫威教授则明确指出，在南高师—东南大学时期，南大的学术精神基本上由两股力量所支持，“一是中国科学社大本营里的现代科学家积聚所释放出的科学精神。二是张之洞，陈三立，缪荃孙，李瑞清，江谦在南京兴学后文科学者文史哲兼通的人文精神。”（见《学衡派谱系》，第287页） 正是这三种因素，形成了所谓的“东南学风”。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约略地将其概括为，在科学的精神下，对传统文化予以新的阐释与坚持，以激活其生命力，以提供文化的依托，备现实的运用，而不以摧毁重建传统为旨归。 到我写这篇文章之时，系庆也已成了四年前的往事，而南大中文系也已在去年，即2007年的春夏之交改为文学院。现在，各个有点历史的大学都在借校庆之际追怀往事，但追慕先贤英怀，目的不能是为了彼此炫耀自己的祖上有多阔，而是应以其检讨今天才有意义。即以北大中文系而论，在外人看来，与南大同处此现代商业社会之中，早已无复当年勇猛之气，而南大中文系同样也不再如昔日之雄朴，这对互为他者的学校，都已不再是以往的模样。虽然，双方也偶尔还当对方是对手，但所纠缠的不过是博士点的多少，重点学科的轻重之类的东西，而非思想上的分野与学术主张上的差异，对于这两所都曾有过光荣历史的大学和曾有过独立思想的系科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南大哲学系的张一兵先生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谈到，岁月代变，风气转移，南大早已不复当年之雄，之伟，但诚朴依然在，且积淀愈深，既如此，如大江之雄，钟山之伟，亦复可期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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