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金秋，一个智者带着他的睿智、热情、理想和顿悟默默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他就是老一辈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

四年后的今天，我在陈原的遗著中逐个爬梳清理。翻开新近出版的《陈原序跋文录》，卷首序言中的一句话“本书最后他写的评述商务老人的文化活动的文字，可以说是他生命后期智慧和使命感的最高度发扬”,让我眼前一亮。我开始沿着这条线索去链接陈原晚期谈论书人书事的作品，我惊奇地发现“人文主义”的字眼并非仅仅出现在为赵元任而撰写的三部序跋作品中，人文学者其实是一组群像！他们无疑是陈原晚期关注的焦点，在他为这些人的著译作给予推介和评述时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和理想。

在他的笔下，张元济不再只是一位“融汇中西，博学多才”的实业家，而是有远见，有抱负，主张以人格教育提升国民精神的理想主义者，由其开创的商务印书馆在其早期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出版企业，而是张元济“开发民智，拯救中华”的“理想试验场”。在他的笔下，胡愈之不只是一位在政治活动和文化出版活动两条战线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家，更是有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科学头脑和忧国忧民的心境”，富于创造性和开拓精神的时代巨人。在他的笔下，赵元任不再只是冠以“语言学家”、“音乐家”、“翻译家”等众多称誉的天才学者，而是一生都在通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科学活动来推进中国的科学民主进步，从来没有偏离过人文精神和启蒙精神。

那么陈原本人呢？正像很多人所发现的，陈原一如他所敬仰的胡愈之那样，“是一个开拓者，他撒种子，铺摊子，他辛勤地耕耘；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园地，让别人去继续他的垦荒工作。”有人说他这丰富多彩的一生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不错，“忧国忧民”激励了他的一生。然而，此外还有一条“人文主义”的绿线。在他早年，面对民不聊生、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救亡、启蒙”，“开发民智，拯救中华”，激励陈原毅然投身到世界语运动、文字改革运动直至抗日救亡运动中，随着形势日趋恶化，“救国救民”的红线成为主导。上世纪50年代以后，救国的热情逐渐被建国的激情所取代。陈原还曾根据时代的要求，试图把苏联、东欧，甚至西方的思想引入中国，以便去粗取精、批判吸收，但他的视野却多少失去了原来的广度和深度。当整个文化界、思想界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真理只有唯一标准的时候，“人文精神”、“启蒙精神”也就无从谈起了，陈原失去了方向。新时期以后他不断地反思，过去十年所走过的弯路让他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重新接续“人文主义”这条绿线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主事商务印书馆后，这里成为他拨乱反正，开启民智，重塑中华民族人格的“理想试验场”，他主持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在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所积累的时代文明的精华，“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他研究社会语言学、辞书编纂学，也是为了拨乱反正，反对语言背负的专制主义色彩，还原它客观、科学、人文的真实面貌，从前辈先贤中不断寻觅“具有独立人格和进行独立思考的‘真正的人’”。

陈原借用美国学术界对人文学者的定义来准确地概括赵元任：“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精神，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科学头脑。”当一个人拥有这种人文的精神，他会更加自信，更加宽容，更加通达，不偏执，不盲从；当一个民族拥有这种人文的精神，她会胸襟宽广，容纳百川，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走向富强，走向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对陈原而言，推动出版赵元任系列著作融入了他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是他为读者，为世人，为后代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