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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旧址，位于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本报记者 胡洪江摄 “七秩弦歌励耘，万千桃李芬菲。”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湖南，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京沪失守，战火危及长沙，仅维持了4个多月的长沙临大被迫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 70年后，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这一教育史上的奇迹，仍被世人津津乐道。对今天的高等教育而言，这所特殊的学校能带来哪些启示？ 【启示之一】 大众教育不能丢了“大学精神” 王睿哲是云南师范大学的大二学生，对她来说，虽然就生活学习在西南联大旧址旁，但那些灿若群星的大家，“还是感觉离我们太远了。” 类似的问题也在困惑着不少人：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时代，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是否过于“阳春白雪”？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刚刚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院长。眼下的高等教育有一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许多大学生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知识，但却不懂得尊重生命，生存本领差，也不珍惜生活。罗崇敏感觉，“脚踏实地，乐观向上”的西南联大精神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此，他找到了“三生教育”的切口，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在他的力推下，云南省部分州市及大中专院校从今秋新学期开始了“三生教育”的试点，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获得生活体验，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启示之二】 学术规范是治疗浮躁的良药 这个回答令提问者出乎意料。长期研究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斌对此解释说，“尊重个性、学术自由”，正是西南联大的治学精神之一。 西南联大提倡师生平等对话和启发式教学，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一份资料记载了当年开课的状况：“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无数的课程单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真是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 由于师资充裕，西南联大常常是几位教授同时开讲一门课程，如文学院的必修课《中国通史》，就分别由吴晗、雷海宗、钱穆等讲授，观点流派各异。余斌说，学术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规章制度的严格。 据联大老校友张凤鸣回忆，联大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教务长不开口子，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零分又有什么区别？” 从昆明市教育局退休的一位联大老校友告诉记者，1941年他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他说：“每学期应修学分中，有1/2不及格就要退学，1/3不及格就要留级，非常严格。” 王睿哲坦承，现在同学们感觉大学还是很好“混”的，不少同学都是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老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此，余斌感慨地说：“严格的学术规范或许是治疗目前学界浮躁的一剂良药。” 【启示之三】 “把象牙塔建到坚实的大地上” 余斌给记者讲了一段史实：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师生分水陆三路正式迁滇，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徒步横跨湖南、贵州、云南三省，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议决：“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步行团共250名师生，行程3500华里，历时68天，常要借宿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还要躲避敌人的炸弹，一路尝尽艰辛，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当年步行团学生、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回忆说，“此次步行，令同学们走出象牙塔，第一次去认识自己的祖国，才知道中国有多么贫困，多么辽阔……正是这些在寒苦中的人民教育了青年学生，中国不会亡。中国的精神与希望在民间，在下层的人民当中。” 王睿哲也赞同，关注民瘼疾苦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养料，不过，她也承认，如今同学们多数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多数都做不到这点。 “无论如何，教育不能关起门来，要关注中国的国情，把象牙塔建到坚实的大地上。”余斌说。 【启示之四】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如今的不少大学，大楼越修越气派，学术上却没有多少建树，这与缺少真正的大师不无关系。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许多优秀学生即是慕大师之名投奔联大。 罗崇敏说：“如今部分高校变得越来越‘官场化’，这与西南联大精神格格不入。”教授会治校、自主使用教材等，都是西南联大可资借鉴的经验。罗崇敏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仍存在着观念、体制和运行障碍，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应推进政府管理职能改革，简政放权，使高校真正拥有办学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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