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耄耋，身心日益衰退了。一些应酬的事少了，即使有也推辞掉了。安静下来的时候，回顾往事，感到遗憾的事情不少，其中之一是读书太少，知识不足。虽然经过多次运动，又几次搬家，家里的藏书处理了很多，还是不算少的。现在翻出来看看，实在有些惭愧，有些书还没有看，也有些书没有认真读过，更不必说有些书曾想到要买而没有买的了。从研究的问题来说，就是在我工作的范围和条件内，应该而且能够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少太浅了，且不说在更大的领域内了。有些问题当时就没有想到，也有些想到了也没有深入去做，很多的时间白白地流失了。现在，常常想起了在小学课本上读过的，燕子飞走了还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还有再开的时候，而光阴却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在我完全退出工作之前，我是并没有真正感到自己读书太少的，而且相反，我是觉得自己读书并不算少，而且也有读书的习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找一些书来看。在抗战爆发之后，我在上海租界读中学、大学的时候，常到上海文化街（福州路）去挑书买书来看，在当时一些年轻人组成的读书会中也算是一个积极份子。后来，我到苏北解放区的淮阴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只有淮阴新华书店还有不少新的书刊，我也常到那里去借书来看，常常碰到不少苏皖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也去借书，从而认识了借书最多、看书也最快的当时担任建设厅副厅长的汪道涵同志。不久，解放战争爆发，我每到一个地方也都会想办法找几本书来看。有时，在行军中碰到司令部的队伍，看到陈毅司令还骑在马上借着夕阳的余辉看书。他们的勤读好学确实使我深受感动，但我却没有学到他们做学问的真功夫。

    建国后，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一半是当驻外记者，另一半是做外交官，有很好的机会和条件读书和研究学问。我每到一个新的国家，都要到那里的书市和书店去，也到一些有名的图书馆和出版社去过，看看有些什么书我是应该读的，以增加我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和了解，还有些什么书我是感到有兴趣的，在工作之余要读一些的。在参加当地的一些会议、招待会和其他应酬的场合，也注意认识和接触一些各界学有所长的人士和专家学者，同他们交朋友、常往来，请教他们对国内外局势和问题的看法，阅读他们的一些文章、评论和书籍。当时，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我也想到过要读这方面那方面的书，也买了和借了一些书来，也曾感到要研究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做了一些规划，要看什么书，找什么人谈，等等。有些研究完成了，甚至有的还受到了表扬，当然也有些虽然完稿了，却连自己看了也觉得太差，还有些半途而废，不少的题目不得不放弃了。可是，我在很长的时间里还很自满，一直没有觉悟到我在读书做学问方面还有什么问题。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我才逐渐感到了我读书太少、学问不专的问题。特别是看到我不少的老师、同事以及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甚至曾是我的下级，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学有所成，写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和专著，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和看法。我更是感到了这个已经难以弥补的遗憾。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读书做学问的道理。当然，过去读了一些书，增加一些知识，以适应工作的需要，是必要的；根据自己的兴趣，挑一些书来看，也是正常的。但仅此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做学问。通过读书来钻研学问，深化知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怀，学有所长，学以致用，提高观察和认识的能力，锻炼分析和判断的本事，发现自己学术领域内的问题，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创意，这才是治学之道。如果只是满足于第一步，就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甚至沽名钓誉，弄虚作假，不再努力去提高自己，结果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读书做学问，是一点也来不了假的。

    当然，我觉悟到读书做学问的真谛，为时已晚，比起李商隐的“近黄昏”更近得多了。可是，看到不少专家学者虽然年已近百或者过百，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写文章，更是感到汗颜了。乘着余霞尚红，还有一点时间，决心多读一些书，以补自己的不足。当然，能读多少已很难预计，更不存奢望还有什么所成的了。只是希望年轻人引以为戒，乘大好光阴，不要空过，多读一些书，多做一些学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