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与后妃之间，有否真挚的爱情，这问题较复杂。所谓“宠幸”也者，往往并不意味“爱情”。因为帝王拥有权势，还有“制度”保障，三十六宫七十二妃是“规制”，所以女人于帝王，不过是性的工具，被奴役者。“没有平等，何论爱情！”——然而这是现代人的观点。古人可不这样想。所以唐明皇与杨贵妃，在白居易、陈鸿眼里，是有真爱情的。《长恨歌》《长恨歌传》写得明明白白，毋需多说。还有李后主与小周后，沈雄、叶申芗也都以为有真爱情，“来便谐衷素”、“教君恣意怜”就是李后主在未纳小周后时“偷情”的写照（分别见《古今词话》《本事词》）。之后，还有顺治帝与董鄂妃，野史里记载得更多，对帝妃之间的情爱多所渲染，甚至说福临因董妃之亡而欲出家。陈乐民先生不信这些描写，认为《大唐贵妃》《长生殿》所演，“不是什么‘爱情’，而是皇帝玩弄女性的一段故事”；而且还提到了正德帝与李凤姐，认为李、杨的戏和《游龙戏凤》“同一类”，“不同的是涂上了一层‘雅’的颜色”。（《唐明皇与杨贵妃》，载2008年8月11日“笔会”）然而我想，帝王玩弄女性，固然司空见惯，但似乎也不宜“一刀切”。顺治之于董妃，与同治的逛八大胡同毕竟不一样；唐明皇的对待杨贵妃，恐怕也不能与正德帝之“戏凤”划等号。至于李、杨之间的“爱情”，是否“生死不渝”，这倒颇可怀疑。对此，鲁迅曾经有过一段谈话，不妨取之参照。

据郁达夫回忆，鲁迅有过想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的计划，而且构思已较成熟，并将这一“腹案”告诉过郁。1926年3月，郁在其《历史小说论》中提到了这件事，云：“说到了杨贵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了。朋友的L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唐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见《奇零集》）L先生即鲁迅。

看来鲁迅并不否认李、杨之间有爱情，但不是“生死不渝”，而是“始乱终杀”，可又后悔。人本来是复杂的，李隆基在“始乱”之际，未尝不爱杨玉环，那时恐怕是真挚的。马嵬之后，他的思念，也不能说是虚假，所以感动了白朴，写下了《梧桐雨》。然而也许正如渡边淳一所说，两性之间“没有永恒的爱。……男女之间的恋情也许五年十年不会变化，但不能保证二十年三十年还会保持不变”。（《文汇报》2008年6月30日）所以，李隆基的“变”，似属情理之中。我由此而想到黄永玉的一个有趣的提问：“如果朱丽叶与罗密欧活下去，不知他们老了之后对爱情有没有新的看法？”这固然是奇思妙想，但问到了根本，人性的根本。因此我以为，对于唐明皇，除了“明皇”，还有个“李隆基”，是不能把他单一地仅仅看作帝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