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教育改革中，为了适应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消除荒经蔑古之患，人们曾编写了一批经学教科书，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叶德辉的《经学通诰》就是其中的代表。三本经学教科书均表达了在新式教育中延续经学的共同旨趣；然而，由于各自的学术立场以及政治思想的不同，三者的诉求又各自有异。

　　首先，三者均借助经学史的叙述形式，带有替经学作总结的色彩，但所建构的经学知识谱系却各有不同。刘师培认为，治经当先明经学源流，“经学源流不明，则不得治经之途辙”。故刘编《经学教科书》详论经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流变过程，实为一部经学史。它首先叙述了孔子之前的经学，说明六经由来已久，非孔子所作；孔子的《六经》之学得之史官；这就否定了今文经学家的“孔子作六经”、“孔子垂教万世”等说法。对于孔子之后的经学，则按时代先后析为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代等四期，并以专经的形式来总结历代经学特点与研究成果，举要籍、辨得失。刘师培主张“大约古今说经之书，每书皆有可取处，在要以己意为折衷耳”，虽然在个别观点上打上了古文经学家的烙印，但从总体上看比较客观、全面地呈现了经学史的全貌，较少门户之见。

　　皮锡瑞认为，“凡学不考其源，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故皮编《经学历史》同样采取了“通古今之变”的经学史叙述模式。他将自先秦至晚清的经学历史分为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复盛等十个时期，较为系统、完整地描述了经学发展的全过程。然而，皮锡瑞并无意于全面、客观地总结经学历史，而是基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来构建他心目中的经学知识谱系，表达他尊孔崇经的观念。该书强调：“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将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始。该书又认为，“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歧说。”皮锡瑞认为经学发展至汉代已达于巅峰，推尊以西汉今文学为核心的汉学为中国经学的典范。他依据是否尊孔、是否延续西汉今文经学之家法，对不同时期的经学作出“昌明”、“极盛”、“中衰”等评价；又以依据集汉学之大成的郑玄之学的兴废为线索，来描述魏晋以后的经学历史。

　　叶德辉的《经学通诰》主要是通过对经学流派的叙述来表达他对经学史的见解的。他将经学史上的重要派别分为西汉经学派、东汉经学派、北宋经学派、南宋经学派、清经学北派、清经学南派六种类型。其中前四派同时也是经学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后两种则是对清代经学的横向划分。每种类型内，又按照一定的标准标举代表人物，系以经学著作。叶德辉注重溯源析流，考察各家各派在治学风格上的出入分合，显示了一种较为通贯的眼光。他认为“六经通学，郑氏以后，惟朱子一人”，朱子学不仅是南宋经学之大宗，而且“三传而为王应麟，四传而为黄震，遂开有清顾、惠二氏之学，流衍至于乾嘉，号为汉学”。因此，在构建经学知识谱系时，着力彰显朱子学对于清代汉学的意义。

　　其次，三者均表达了传承经学的共同旨趣，但在经学教育的具体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刘师培强调：“夫《六经》浩博，虽不合于教科，然观于嘉言懿行，有助于修身。考究政治典章，有资于读史。治文学者，可以审文体之变迁。治地理者，可以识方舆之沿革。是经学所该甚广，岂可废乎？”由此可见，刘师培是将经学的价值定位在有助于修身、读史、审文体、识方舆等之上，是对传统经学价值取向的重大调整。不但如此，刘师培还试图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来指导经学研究，挖掘儒学经典的当代价值。《经学教科书》第二册是《易》经专论。刘师培在传统《易》学的内容之外，又另辟《易》与文字之关系、与数学之关系、与科学之关系、与史学之关系、与政治学之关系、与社会学之关系、与伦理学之关系、与哲学之关系等专节（课），这表明他将经学研究纳入新式分科之学的努力。由此观之，刘师培的经学教育思想是以传承经学知识为宗旨，以诠释经学的当代价值为具体内涵，革新色彩最浓。

　　皮锡瑞通过考察经学演进、孔教兴废与国家民族的密切关系，证明无论治国、兴学还是立身，都要尊奉孔教、崇重儒经。同时，他还对清季经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经学研究应“存大体、玩经文”，要“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这样，“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学子“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孔教为可废哉”。经学研究要求简易，要“人治一经、经主一家”，“但能略通大义，确守古说，即已不愧专门之学”。这样，经学教育得以延续，经学的价值也得以彰显。由此观之，皮锡瑞的经学教育思想是以传承尊孔崇经的信念为宗旨，以挖掘经学的简明有用为具体内涵。

　　叶德辉不满于晚清公羊学说的疑经惑传对儒学知识系统的破坏，力图将经学研究导入正途，以恢复儒学知识系统。因此，他的《经学通诰》以传授“治经之正途”为宗旨，提出了经学研究中的“六证”、“四知”、“五通”、“十戒”等若干方法；表明经学研究应当在尊经崇儒的前提下，通过文字训诂、版本校勘，最大限度地弄清经典原貌，求契于古圣贤之心志，最终达到对儒学义理的把握。因此，叶德辉的经学教育思想是以维护儒学知识系统为宗旨，以传承经学研究方法为具体内涵。

　　第三，三者虽未能在经学教育方面取得成功，但因其适应了经学史学化的潮流，在学术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撰写经学教科书的出发点是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替日益陷入困境的经学教育找出路。然而，经学的衰退已成不可避免之势，非人力所能挽回。到民国建立，经学最终被从教育系统中清除出来，经学教育存在的合法性遭到彻底破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刘师培等人所编的几种经学教科书因为适应了经学史学化的潮流，在学术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容低估。经过后世学者的解读，经学教科书原有的经学立场被淡忘，而史学色彩得以彰显。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不仅成为经学入门必读书，并且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经学史著作，从而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周予同作注，《经学历史》更是广泛流传。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也被视为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重要著作，与皮著同享盛名。相比之下，《经学通诰》流传不广，后世也少有人问津，其学术价值长期为作者保守的政治思想所掩盖；不过，近年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经学教科书的命运反映了清季学术文化转型之际的具体面相。事实证明，无论是今文经学家对经学“简明有用”的挖掘，还是古文经学家对儒学知识系统的坚守，都无助于阻止经学从教育领域的最终退出。然而，经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却并没有因之消失。通过经学研究的“经学史”化，传统经学找到了与现代学术的对接点，完成了自身的嬗变。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