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该读书的年龄无书可读，所以现在每遇适合的书，便下意识地先买下来，储备起来，待以后慢慢消耗，书是越积越多，但读书的进度却因琐务缠身越来越缓，以致书柜里的大部分著作均未及细读。这有些像我的父母，他们经过三年饿肚子后，家中总要藏许多的粮食，由于存得太多，所以一年到头总在吃陈粮。精神上的饥馑与肚子里的馁然，竟能导致相同的行为。

　　到了1978年，社会上开始发行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书，渴望高考上榜的青年甚至将买到这套书与能否考上大学联系到了一起。这套书在县城新华书店的供应从未全过，而托关系买到的，印制质量也不很高，一本书中往往出现几种类型的纸，颜色深浅不一，克数也不一。与此发行前后，开始重印《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子夜》、《家》、《春》、《秋》、《悲惨世界》、《神曲》、《一千零一夜》等一批中外文学名著。自然也是热销，但毕竟与现实有些距离。1979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改变了这一情形。我读这本书的第一感觉是，它像手抄本，与我先前看过的《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等，一样具有小资情调，这种感觉与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是一样的。之后红起来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也看过一些，印象深的有叶辛的《蹉跎岁月》，但这类作品看多了，发现其中大致有个套路。

　　进入80年代，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等一批介绍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作品悄然走俏，读书人之间的谈论也离不开这个范围。此时也有了通俗文学阅读的兴起。那时夜间五一广场的盗印书摊上开始有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印得很薄，错别字连篇，即便如此，传到我手中时，已是前无皮后无底。我一直对武侠小说没有什么兴趣，可能同我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与之接触有关。武侠小说是男同学的最爱，而女孩子则喜欢三毛、琼瑶，《撒哈拉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了地理名词之外感性的阿拉伯世界。之后是朦胧诗，北岛、舒婷、顾城，但我读得最多的却是席慕容，《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中的篇章至今可以诵读。有人则喜欢浅显的汪国真，《罗兰小语》、林清玄、刘墉也属这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出版，犹如引爆了一枚炸弹，持批判主义精神的还有龙应台的《野火集》。美国未来学家米勒·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予人的震动也不得了，他当时预测，未来人们可以在家办公，我看后不可思议。类似者还有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独到预见的书。1985年之后，陆续各地成立了一些出版社，出书品种数量明显增加，也正是此时，图书市场由卖方转到了买方市场，出版社与书店的库存直线上升。此时，《中国实用文体大全》、《厂长必备》等一些非文学类书籍也开始走俏。

　　90年代之后，随着出版的多元化，阅读也趋于个性化，尽管如此，一些热点依然被不断地制造了出来。一本匪夷所思的《学习的革命》竟能红遍大江南北，子虚乌有的雪米丽系列但凡开印便在几十万册，一册几万字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定价却如此之高，买《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家长百分之百有望子成龙的因子，这时，市场开始了炒作，读者一次次被忽悠着。这时，文艺界的明星竞相出书凑热闹，但内容多无聊。同时，明星作家也被塑造了出来，余秋雨、贾平凹的作品出一部火一部，《霜冷长河》出版时，书稿的交接尤如隐蔽战线在行动，《废都》之中的空格符曾引起过多少人的联想。

　　进入21世纪，书店销售者像火车站期盼春运般期待着畅销书的出现，《哈利·波特》从一出到七，再有就是韩寒、郭敬明、痞子蔡、慕容雪村们的小说，由于年龄的原因，我不可能再读这类书了。《没有任何理由》等等的所谓励志书，我也未读，自己已过不惑，早成了无志之人，也幸得没读，原来这批书中的许多，是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