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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从北大的赵白生兄那儿知道，金隄先生于本月6号去世了。 也是在本月早些时候看到消息，袁可嘉先生11月8号在纽约去世。 我后来知道，其实，金先生也是在美国仙逝的。金先生与袁先生，同生于1921年，同是浙江人，也是西南联大时的同班同学。两人同是英美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大家，又好像约好了似的，在这个寒冷的11月，一起远行。袁先生是九叶诗人，上个世纪80年代主编《现代派作品选》，给一代人提供了文学的食粮。所以对他的离去，媒体还肯挤出一点版面。但有关金先生去世的事，大家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他们当然有理由这样做。 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也就陷入了日常的疲惫与麻木中。好像这事压根就没发生，或者它压根就与自己无关。好像我此前无数次在各种不同场合、面对各种不同对象所说的关于金先生的人品，关于金先生的认真到较真，关于自己因此会一辈子受惠并感念的话，都只是漂亮的宣讲。 但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就这样一言不发。因为关于金先生，或许我还是不多的与他有过切实的交往，并且还能提供一点细节的晚辈。我曾经说过，像金先生这样对学术极端认真，对翻译事业一点不肯马虎苟且，爱惜羽毛甚于爱惜生命的前辈学者，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也许只能遇见这样一位。前辈已矣，风流渐远。金先生，袁先生，一个个静悄悄离去了。他们的精神还在艺术的天空飞翔，而后辈们注定将忘记他们的名字。 还是在2000年前后，我拿到了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的书稿。我深知这部被公认为“20世纪英语世界三大传”之一的扛鼎式巨著的分量，同时认定必须找到最恰当最合适的译者才能开始考虑出版。而金隄先生就是我认定的几乎是唯一恰当合适的译者。金先生当时远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一年多以后，他回国与人文社续签《尤利西斯》的翻译合同。我总算守株待兔，找到了他。金先生为我的诚意所感，答应承担译事。但他同时郑重声明，他需要起码不少于4年的时间，才能交出合格的译稿。 5年的等待（四年翻译，一年修改定稿）是值得的。感谢金先生认真而出色的工作。这上下册超过70万字的书稿的阅读与编辑，本来看上去像是一场工作的苦役，其实就像是赴一场文字的盛宴，声色琳琅，齿颊留香。一读再读，每一次读来都有发现，都是享受。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好的文字，就像好的风景，自有勾引人一去再去的魅力。这个魅力的很大一部分，当然是来自艾尔曼的功力与见识。但我们又见过多少化神奇为臭腐的唐突甚至是荼毒佳人似的翻译呢？对这一点没有体会的读者，买一本《乔伊斯传》，只需要读一下第一章《引言》，对艾尔曼的文字之美和金先生译笔的精妙，立刻就会有所感受。比如这样一个句子，“乔伊斯曾经颇有预言家风度，把传记作家叫做‘传奇作假’。”在完美诠释原句意义的同时，呈现了汉语的简洁与优雅的弹性。这样的翻译当然不会是一挥而就的急就章，而来自精研覃思的苦吟。这样仿佛两个高手过招般一字一句的较劲，需要5年的时间，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样一个需要极度耐心的翻译出版工程，差点因为出版者的急躁功利而毁于一旦。2004年的 《乔伊斯传》获得了首届政府出版奖的提名奖，也是文学类获奖图书中唯一的一本外国文学译著。虽然只是提名，但比起先生上一本名气更大的译作《尤利西斯》的遭遇，或者还更能够使先生感到一点安慰。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年南北两个版本《尤利西斯》大战，先后高下，口议腹诽，都是人之常情。诚笃憨实如金先生，在这一点上，大概也难超脱。何况，以他当时的情况，在学界与译界，他更像是一个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边缘人，力量之孤寒，可想而知。他曾经将译著报呈钱锺书先生，并且得到钱先生的夸奖。多年之后，说起来，金先生还是感怀不已的。推想起来，以钱先生的人情练达、缜密谨慎，未必肯不避嫌疑，在两者之间，做明确公允的评判。我后来因工作关系，也认识了译林版《尤利西斯》的译者，很想在他们之间，做一点牵线说和的事情，让双方坐到一块，相逢一笑，握手言欢。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金先生，被他一笑阻止了。在这样的事情上，他也是较真的。 有一回，陪先生去《世界文学》编辑部，回来时，经过小街南边那条街。路边闪过一家过桥米线的小馆。先生兴致很高，立刻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昆明吃小吃的青春岁月。我当时真应该让出租车停下，让金先生过足一把怀旧的瘾。我以为来日方长，将来一定还有机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机会从我们身边一闪，再也找不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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