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去参观一个书法展览，看到不少佳作。隶草楷行各种字体都有，春兰秋菊，各为一时之秀，大至尺幅盈丈的飞白，小至玉润珠圆的蝇头小楷，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引人驻足，叹为观止。最近几年，很多地方的书法活动方兴未艾，书法竞赛、书法展览、书法讲座……这对弘扬传统文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件好事。 

听说此次参展的作品，在章法、布局甚至尺幅和装裱上，有一定的要求，有的装裱豪华的书法作品，一幅就要花费几百甚至上千元。这恐怕只是一种艺术效果的追求，也就是说，要求比原来意义上的书法更美，更漂亮，更有观瞻性。能参展当然是具有一定章法的书法作品，但是，是否就棒到非如此包装不可？

我边看边想，书法这条道儿，历来不是光溜平整的高速路，刚上路也不必如此阔气。光是几次参展获奖，还成不了行家（当然，对原本就是专家的参展获奖者，又当别论）。有人说像蚕儿织茧，功夫虽艰，却须从容淡定。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不写在尺幅上，不经过豪华装裱，不经过专家认定，就不叫书法。

话题自然要扯到王羲之。王羲之很少刻意作书，据说除《乐毅论》是他亲书于石外，其他都是纸素所传，书信占了相当的比重。他一生写了很多书信，都是在书房的油灯下匆匆书写的，纸笔也似乎不太讲究。但这些信件，其功底深厚，布局和笔势不事雕饰，浑然天成，被后人称为法书、法帖，宋太宗还将其收入丛帖《淳化阁帖》。

古有研究者发现：馆阁中挂的（经过精心装裱的）楷书，笔笔沾实，不能说不精致不华丽，但要寻找书法的绝妙之处，则到死也没有一笔。这说明刻意为之，精心打造，只顾弄巧，失去个性，反而显得做作。这种摆设之作，与纸花无异。而王羲之、欧阳修、苏轼、蔡襄之字，绝少现在这种豪华版，只是纸素流传，甚至大都已毁于兵燹虫啮，留存很少。他们写字，都没那么多讲究，虽称尺牍，尺幅却没有一定——畅所欲言，信笔挥洒，甚至随写随改，失乎规矩准绳，并不刻意于“章法”。而用笔的遒峭，叙事的简洁，却精妙绝伦，令人叹服。

王羲之很少以墨宝赠人，唯《黄庭经》一幅，据说还是道士花几只鹅换来的。因为王羲之喜欢鹅，道士也是投其所好，《黄庭经》因此又叫“换鹅帖”。此外，没有听说过王羲之的字当时卖价多少。

刻石之制，魏晋盛行，王羲之就只写了这么一次，可见他的“低调”，并不拿自己的字去张扬。《乐毅论》流传至今的，最好的要数止海本。全文四十四行，六百字，褚遂良等书家赞扬为“备尽楷则”，“运笔精妙，正书第一”。

而到宋朝，书坛的风气转向了诗文尺牍，刻石已经式微，被认为是匠人所干的活计，为士大夫所不屑。

宋仁宗非常喜爱蔡襄的字，有一篇《温成皇后碑》文，仁宗下敕要蔡襄书写付刻，蔡襄不干，“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宋史·蔡襄传》）他拒绝这个“敕命”，认为读书人写字，完全是自己的兴趣，哪能像书匠一样劳作不息？“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出处同上）他对写字颇自惜重，不轻为书，所以他写的书信诗稿，哪怕是断章残篇，人们都藏以为宝。他写的《茶录》，也是后来才被人刻成石碑的。

苏东坡对此的看法是“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意思是书写前不刻意求好，字才写得好，才能出自然天成之佳作。蔡邕也说“欲书先散怀抱”，心中无挂碍，诸事放下，情绪清逸，就能够得心应手。若心猿意马，过度雕饰，矫揉造作，难免匠气十足。总之，写字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不必刻意为之。这就好比写文章，懂得一些语法修辞知识并不是坏事，而一味拘泥于语法修辞，则无法写出好的文章来。

字的本身，没有什么佳与不佳的问题，“孔夫子不嫌字丑，只要笔笔有”，先做到“笔笔有”，才可能“笔笔正”，然后渐入佳境。刻意求佳，讲章法，其实是“蔽于好胜之心而不自知”（欧阳修语）。写字是因为喜爱，喜爱与成家，是有距离的。平时轻松以对，玩摩写得好的碑帖、手稿和书信，增进自己的修养，养成多用毛笔书写的习惯，心情保持恬淡，不带功利之心，以写字为自游息也，这大概就是古人对书法的态度。“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如王羲之说的“斯能通肝腑，落笔自通玄”，则可望登堂入室，写出一笔地道的好字来，离成家的道儿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