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于网络，热衷于千奇百怪的“另类”小说，不加思考、毫无理性地发表意见，都说明了大学生群体中不良阅读行为的加重。网络化时代，人人可以对某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犹如乡村赶集般的趋奉于热门话题，却正是缺乏深度阅读和厚重思考的结果。

    ●急功近利的读书方式长期发展下去，社会对图书质量的辨别能力也会降低，那可关乎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经常逛古旧书店，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上周在国家图书馆旁边的“书乡人”特价书店里就买到了著名经济学家苏星的一本自传体文集——《我的理论生涯》，版权页上标注的出版日期为2007年4月，售价2元。收入这本文集中的回忆文章涉及成仿吾、何干之、孙冶方、薛暮桥等等诸多学界前辈，涉及到的事件包括土地改革、“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特别是停办《红旗》杂志和创刊《求是》的细节描述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苏星正是这件事的亲身经历者)。以苏星老同志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他的这本回忆文集应该成为市场上的常销品种，怎么会沦落到仅仅出版一年就特价到了2元的地步呢？由此，我联想到了当前国内的阅读状况，不得不把郁积在胸中的一管之见抒发出来。

    2008年年中发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图书阅读率比2005年第四次调查时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本来是个利好消息。但是，从调查结果中看不出阅读的品种结构即阅读倾向上的变化(如有不妥，请恕我孤陋寡闻)。人们在读书，可读的都是什么书呢？征之于各种各样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以及阎崇年签名售书被掌掴、于丹南京现身由30名保安陪同等等现象，我们还能为那1个百分点的图书阅读率上升而兴高采烈么？

    在最应该读书的在校大学生群体中，阅读也被边缘化了。迷恋于网络，热衷于千奇百怪的“另类”小说，不加思考、毫无理性地发表意见，都说明了大学生群体中不良阅读行为的加重。网络化时代，人人可以对某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犹如乡村赶集般的趋奉于热门话题，却正是缺乏深度阅读和厚重思考的结果。网络驱赶走了读书人本应持有的慎重，带来了喧嚣和浮躁，每个人都无需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只管散放狂热和激情。于是，静谧的、啜茗品读的悠闲状态不复存在，氤氲的书香也随之越飘越远，把我们民族笃学慎思的传统一同裹挟而去，岂不悲哉！

    我曾经在一次职场招聘会上亲历如此一幕:一名会计专业的大学生在被问及“上大学时读过几本名著”时，竟然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个书名，最后以“在网上读过经济学的书”作答。像他这样的决不是孤例，读经济学的不知道亚当·斯密的大有人在，念法学的搞不清楚孟德斯鸠的也不在少数。吉林大学的历史学博导刘会军教授在一次私下交谈中对我说起，他在面试一名投考他的研究生时，提问“对于白寿彝史学观点的看法”，该生居然表示没有听说过“白寿彝”这个名字。“想上历史学的研究生，怎么会不知道白寿彝呢？”刘会军说这话时一脸的迷茫。

    其实刘会军的疑惑很容易解析明白，现在的大学生没有耐心和毅力去“啃”部头稍嫌厚些的书，更不愿开动脑筋去思考书中的观点。他们熟络了网上快速流动的知识源，嵌入“百度”中一个关键词会倾泻出无比丰富的信息，粗加择拣便可利用，何须再坐在冷板凳上做“书虫”呢？功利性的目的决定了阅读的浅薄，“考证”经济又催进了功利化的速度，到大学校园里看一看，哪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怀揣着两三个证呢？不管它有用没用，多一个证找工作时保险系数就可能大些。他们不能够理解，纯粹工具性的知识是无法做好专业工作的，加强自身的修养才是重要的。比如，一个从事平面设计的人，要想有好作品，他不能靠仅仅掌握了这门技术，还需要高深的文学和艺术修养才能设计出上乘的作品。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比较擅长复制和模仿，而鲜有独特的创造，原因即在于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读书的作用。

    今天的大学生就是未来若干年后的社会栋梁，上学期间不养成优雅的阅读习惯，将来恐怕也难热心于读书了。回过头来看看前面的例子，苏星老同志的书沦落到2元一本倒不让人感到奇怪了，没有肥沃的阅读土壤，哪里能够结出丰盈的果实啊！再说了，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也不止苏老一人，北京花市的中国书店门市部有一个廉价特卖区，里面的书是论斤卖的，8元钱一公斤，好在还比卖废纸贵了许多。

    不过，有很多人都在担心，急功近利的读书方式长期发展下去，社会对图书质量的辨别能力也会降低，那可关乎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