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们华师七七级中文系的同学聚会，主要话题是怀旧，尤其是有关老师和课堂的趣话轶事，总是津津乐道，兴味盎然。酒后评选当年授课教师最有趣的话语，排第一位的是先秦文学的石声淮老师讲《诗经》时点同学起来背名句子，同学不会，老先生总会摇头晃脑地慨叹：“书生哇！书——生——哇！”

我们的书读得很生，而先生的书实在是读得很熟。先生多才多艺，会多门外语，钢琴弹得好，绘画也很精，所讲古典文学经典都烂熟于心。他给我们讲课从来不带书，有时带几张卡片也是用英文、法文写的。讲课时先大段地背诵，然后边讲解边信手在黑板上画速写，数笔画过，人或物神形毕肖，直观而形象，易懂而有趣。

先生重视、强调背颂经典，背书是他的基本功课，数十年如一日。他曾要求自己的研究生每天早上必背诗文，下午亲自检查，一一背来，别想蒙混过关。背书是有方法的，先生一日傍晚散步，顺便到我们住的宿舍（二食堂对面二楼左边第一间）聊天，告诉我们，背书先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边读边加深理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理解透了也就背会了。“会背书者背结构”，是先生的经验之谈。篇下有章，章下有段，段有层次，层次由句子组成。由句到层，由层到段，由段到篇章，由零到整，有步骤有规律，容易背熟，且记得牢实。

石声淮先生有家学渊源，兄弟三人都国学功底深厚。石声河，解放前任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教师，与蔡尚思等曾为同事。石声汉，早年饱读诗书，青年时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撰写农学专著达15种之多。石声淮先生是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的乘龙快婿，也就是钱钟书的妹夫。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作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钟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生淮，把俩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俩人结为夫妻。钱钟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能得钱老夫子如此钟爱，可见其国学功底和才气非同一般。

其实背诵经典是国学大师们的基本功，也是华师教授们的传统。章太炎少年烂熟于群经，黄侃在北大背诵、讲解《文选》形成“黄调”，钱玄同五岁就在乃父严格规定下每日背《尔雅》多条等等，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建国后的华师，有家学渊源深厚、熟读群书、数年不下藏书楼的张舜徽教授等国学名家，在背诵经典方面最突出的，是文革前中文系的系主任、元明清文学专家方步瀛先生。他是1953年院系调整时随原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先生调过来的。有关方步瀛先生背诵经典的趣闻很多，如说他每年除了背经书外要把前四史全背一遍，从大年初一开始。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乘公汽来校和回家，从教学楼到校门口要走很长的路，于是师生们总是看见他旁若无人地一边走一边背书的样子，乃当时校园一景。再说他60年代初曾出考试题为“默写红楼梦第22回”，学生都傻眼了，考试不能进行，经学校领导做工作，才换了考题。又说他在“李清照学术讨论会”上一气背诵李清照词作及相关佐证性诗词百数首，各地与会的专家、教授无不叹服。还说他参加学术会议，凡论文报告中出处不明的引文，他都能当场补出版本、卷次和页码，等等。不一而足。

对比起来，我们今天治国学、学国学的人们的确是“书生”。书为什么生？有人认为老先生们从小就只是读经典背经典，而我们要学数理化、学英语和计算机。可石声淮先生不是还通那么多经典之外的知识和技能，石声河先生不还是学问卓著的农学家么？

有些事情很令人费解，比如我带的国学、古文献学研究生，要他们默写一下《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一背《广韵》的韵目，都会“哇……哇……”叫一通，不得已而为之。可考起雅思、托福来，那巨量的生僻单词要背熟，没有人“哇”叫，而是不厌其烦地百千次反复记诵，一旦考过，都扔到爪哇国去了。

背熟常用的国学经典，实在比背托福单词容易得多、有趣得多，也一劳永逸的有用得多。可为什么“哇”叫而不爱背、不肯背？可见有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流行趋势问题，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背诵经典的好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就是真下苦功去做到的人太少了。如今我们工作在国学教育的第一线，比石声淮先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学生们“书生”的程度。要改变观念，就需要真正的“重视”，比如从娃娃抓起、经典文章在教科书中的分量、教学和工作以及学术上的强调，等等。背诵经典的意识不断增强起来，“书生”的程度才会逐渐减轻下去。

因为在同学聚会上谈起石声淮先生，有了感慨，才写了这些话。还有一个动因：我还在咸宁工作的时候，先生以七旬高龄应学生们的邀请前往讲学，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和我，正好是先生三个不同时期教过的“书生”。空闲时，我陪先生游览温泉、竹海，先生一路说了好多话，有学界趣闻、做人道理，当然还有“书生”和背书的问题。我那时编了一本《中国饮食文化品鉴》，先生看过书稿，写了一篇序。如今，先生仙去道山已久，音容笑貌宛在，“书生”之慨盈耳。而我的书至今还未出版，自己翻开来看，实在浅陋，羞于付梓。然先生的《序》是遗世手笔，不可淹灭。遵同学李大玖之嘱咐，录出并附真迹照片，公诸网页，以示书生恳念先生并努力读书之情！

《序》

万献初同志细致地把“吃”的资料贯穿我国的文化，整理成这本书。它既富有趣味，又让读者增益许多知识，是一本中等文化的读者的好读物。古人说：人莫不饮食也，能知味者鲜矣。比起“知味”来，由“食”而理解它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重要得多。读者将会感谢万献初同志的细致工作，向大家介绍了有关文化的“食”的问题。

我于一九八○年春才认识万献初同志。那时他是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文系的学生，我教过他古代文学。把古代一些片段的资料，加以连缀、整理、发现和说明问题，在这方面，万献初同志走在我前面了。

                                  石声淮一九九三年六月志于武昌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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