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家交谈，常为他们的睿智所折服。你的提问，他们心中了然；他们的回答，往往提纲挈领，直入堂奥，不絮叨不铺陈不展开，不繁不冗，字字珠玑。

    譬如李国豪先生，我问他，你一生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哪些？他略加思索后细细述来，谈赴德留学深造的归去来，谈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谈宝钢会议上的力挽狂澜，谈大小洋山深水港建造之初的慷慨陈情……听得我们眉飞色舞，心动不已。

    又如稽汝运先生，他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当时的主委是谈家桢先生，副主委有赵超构、江景波、杨村彬、陆诒、张镜人、黄铭新、徐鹏……等名流（恕不一一列举）。稽先生为中科院院士，中国药物学界的领军人物，在业界声望极高。民盟市委的领导们每月要开一次碰头会，谓主委办公会议。稽先生开会，常是含笑专注倾听，自己发言不多，遇有所言，亦必择要，给人惜言如金的感觉。后来受托采写稽先生，任务急，时间紧，手头现成的资料又嫌单薄，于是作了电话采访，其实这对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来说，在语言的精纯度上都有要求。当时稽先生的答问可谓上佳，我问他上世纪50年代初为何回国。他给我讲了个故事，那是他在留学期间一次从英国到法国去的乘车经历：从英国到欧洲大陆，最简便的通道便是英吉利海峡，只要摆个渡就行了。过了海峡，第一站就是法国。所以，他常去法国度假。他记得那次乘上火车，车厢内像往常一样，很空，他走进那间像小房间一样的车厢，里面已经坐了几位法国人。那时的火车车厢里，通常都是坐不满人的。当他走进车厢时，明显地感觉到，那几个法国人不欢迎他。后来又进来了一位先生。火车启动了。闲坐无聊，嵇汝运跟他攀谈起来，不知怎么一来，谈到了北京的风景，话题关乎自己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向不善言辞的嵇先生不免绘声绘色起来。他突然注意到，先前坐着的那几位变得面容和善起来，其中的一位甚至忍不住问道：“你从中国来？”“是的。我从中国来。我是中国人。”“哦……”那几位顿时肃然起敬了。“我们以为你从越南来。”那时，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伟大！”那人翘起了大拇指。嵇先生说，当时，他确实是深深感动了。从那几位洋人的眼神里，他分明看到，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那时，在每个海外学子的心中，多少年不变的一个愿望，不正是自己国家的富强，地位的提高吗？自此，他越发仔细地关心来自国内的每一个报道。他至今还能记起，当时一则关于青藏公路建造的消息是如何的使他激动不已的。不久，归心似箭的嵇先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记得当时，稽先生的故事讲完了，电话那头的我失语了好一阵，我也被打动了。经过那次采访，我突然发现，稽先生其实健谈得很。后来我又得知，稽先生竟还是讲课最受学生欢迎的导师，学生对他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印象至深，给他取的外号居然是：“萧伯纳”。萧翁是最富幽默细胞的英国作家。稽先生的这个外号我是在网上查到的。

    我也一直很难忘记1980年代末的那个夏日，同样平时看似不善言辞的张镜人医生，在居处给我们谈他昔年爱扇、觅扇、藏扇，“文革”中失扇及其后失而复得的经历。书生本色，述其平生所爱，历历如数家珍，让听者如痴如醉。当张医生谈到“文革”抄家时造反派从他家中抬出整箱扇子时，里中人以讹传讹，争相传告扇庄老板的家让抄了！一时满座粲然。

    为大家者，除了他们的睿智、他们的涵养，还有他们令人瞩目的人文内涵。我曾亲聆张煦先生诵读吴健雄1988年给其夫妇的长信和1994年给张煦的贺年片。吴氏笔下，文字之精美，行文之流畅，令人叹为观止，更寓有对祖国、对教育、对科学、对友人的情长谊深。这使我震撼惊诧，自然又联想起那位同样是文理俱佳的女中翘楚、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

    又忆2001年，杨振宁先生值80寿辰，在上海浦东为千人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从孩提时代谈到进入新世纪后他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和期望，娓娓道来，充满科学的睿智，人文的感怀，有真情叙述，有激动描状，有远虑，有近忧。我一路采撷，喜不自胜，便有了一周后“笔会”上的那篇《八十自述》。

    同样的感动也出现在与钱伟长先生的交谈中。2003年春，我去看望钱先生，兼受民盟中央《群言》杂志委托，为钱先生写一篇表述其教育思想的文章。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上午的阳光透过大窗洒在我和钱先生的身上。谈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过了午饭时分，老人的秘书和家属来催了好几次。他身上已明显地表现出老人的体症特点，譬如讲话久了嘴角会有口水流出，然而近三个小时的谈话，内容跨越大半个世纪，起伏跌宕，前承后继，基本没有赘言，我自始至终在感受着一位常怀报国心的智者的壮怀激烈，我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对中国教育问题振聋发聩的见解：

    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教学不能和科研分家。你不上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那种害怕学生提问，被学生一问就怕、一问就倒的教师不是称职的教师。教师的提高，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主要靠做科研工作。教，关键在于“授之以渔”，在于教给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授之以“鱼”。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是“鱼”，而是捉鱼的方法。一定要拆除“四垛墙”，这“四垛墙”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我抬头敬佩地望一眼老人，我突然发现，他微微前倾的身子完全在那片洒进室内的阳光环抱之中，显得慈祥而亲近，他在给我这个学生上课，他也在给教育界和科学界的同行们上课哪！祖籍苏吴水乡的老人讲话时保持着不疾不缓的语速，夹着吴音的国语总给人一种好听而亲切的感觉，这让人想起与他邻乡的费孝通先生。间或，他的语调也会突然高昂，那时，他的双目会因激动而发光，神情也变得兴奋起来，那是一种孩童般的纯真的神情。我想，真正的大家，都是有着赤子之心的。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言有不言，不言有言。大家们的言谈举止，永远透露着他们的睿智、涵养、热情与纯真。这是他们留给人间的永恒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