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 一向不敢读《易》。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我的不读《易》,倒不是对孔子的话言听计从,而是懵懵懂懂的不愿意读不想读。可是去年和今年,忽然想读《易》了。版本用的是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取其简便,字体行款均适合阅读。纸张也轻,可携之舟车。顺序先读系辞,次读像辞,再读彖辞,又次文言,最后爻辞。等于倒着读。主要读白文,个别语词参考周注,译文则未及寓目。系辞上下传,原来已经熟悉,但总有常读常新之感。 《孟子》 《论语》和《孟子》是我童幼时念的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念完,就是这《语》、《孟》。两厢比较更喜欢《论语》,字少好读,背也容易。《孟子》黑压压一片一片的,先产生厌倦心理,常念不下去。虽也记住许多段落,终究引不起兴趣。50年代之后,便与《语》、《孟》基本隔绝。《孟子见梁惠王》以及“鱼我所欲”、“今夫奕之为数”等篇章中学课本里有,属单篇阅读。大学古代文选文论课,再次接触《语》、《孟》,也仅限于诗论等一小部分,并未逐章通读。1988年我提出小学应设《论语》选读课,而未及《孟子》。平时给学生开书目,也常有《语》无《孟》。我对孟子的成见够深的了。今年五月地震,想起了“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于是细细地读了几遍《孟子》。已往认为孟子的话说得太多,现在知道他面对 《二程集》上下册 中华书局“理学丛书”本,王孝鱼点校,2004年第二版。宋明儒的书,我最早读的是王阳明,连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也读了,读而大好之。还明白了义宁陈氏之学何以宗王学。《周子通书》也喜欢,但他的《太极图》老弄不清爽。再就是《朱子语类》,当然也多次读过。惟二程的著作,望而拒之。近来研究马一浮,无法不碰这洛阳两兄弟。马的义理直承程朱,而归宗“六艺”。没想到明道(学者称程灏为 二程子敬天恤民,对“视民如伤”四字体味无逾,明道为县吏时,尝书之坐处,自愧弗届。“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孔子的话,二程发挥说:“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古之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今之强有力者将以为乱。”学者为己,证明学风之纯正,官吏为己,证实吏治的腐败。而“强有力”的权势阶层,本来应该好礼如仪,而宋代的此一阶层,实际上是在制造秩序的混乱。如无切肤之痛,二程子不会作如是的批评。宋的走下坡路,实缘于吏治的腐败。理学家为“理”所障,是未曾细读宋儒之书的悬拟之词,现在我不这样看了。难怪朱熹敬重二程,而年长二程十有余岁的张载,见二程谈《易》,自己宁可撤帐让贤。二程子精于《易》道,重新诠释孔孟,回归“六艺”经典,而最终又归于一《易》之大道。 《张载集》 “理学丛书”本,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的墙壁上,一直镶嵌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对“关学”的创主张子,自不陌生。但《张子全书》以前却不曾读过。我所说的读,是指闲适的阅读,而不是为了写论文竖摘横取的读。不过今年写了《“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一文,解张的《西铭》,而探其源流,似亦难避“功利阅读”之嫌。心安者是张集诸文,未尝一字有遗。张亦通《易》学,著有《易说》,但最重要的著作仍为《正蒙》十七篇。《太和》居《正蒙》之首,其论“气”向为治哲学者所重视。《红楼》第二回冷氏关于气之赋人一段,实来自张子。张主敬重礼,曰“不敬则礼不行”。张的思想直承孟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堪称八字真经。程朱都推张子,称其为孟子后之第一人。张诗“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似亦颇自许。但和程朱比较,气尚不够宽舒。张子文简理深,文采斐然。但涉及到对待佛道“二氏”的态度,子厚(张载字子厚)和二程一样,未免不够彻底,尽管明显吸收了“二氏”的思想,却千方百计“辟佛”,仿佛彼此了无干系。 王船山《张子正蒙注》 中华书局1975年版。因读《张载集》而连带读此书,非闲适阅读,可不论。 马一浮《泰和会语》 《宜山会语》 近年一直在读马,研究兼闲适阅读。手边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版的《马一浮集》三厚册,早已勾划签夹得不成样子,承 熊十力《论六经》 见于《熊十力全集》第五卷,页657至775,景海峰点校。写于1951年,原题《与友人论六经》,系写给董必武、林伯渠和郭沫若的信,析论“六经”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冀图当道斟酌采纳。熊与马(一浮)理或同道不尽相同。即如对“六经”的态度,两人旨趣归一,都把“六经”视作中国文化的最高典范。马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则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此处“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一语,不啻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化性格的金石之言。今次读《论六经》,为的是参证马一浮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新的国学定义。马虽钟情“六艺”,却从不曾向当道建言。他知道晚清民国以还佛教已成“末法”,儒学的社会资源尚没有释氏广泛,故虽受命创办复性书院,却深知不过是“教外别传”,在他实不得已而为之。这是马和熊的不同处。那么他们因复性书院的宗趣路向发生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 《走出中世纪二集》 没想到 他对儒家殊无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他的冷骏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