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完第九届“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主办的“三十年三十本书”的评选，就听说了老友袁可嘉在美国仙逝的消息。因为可嘉主编的四卷《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次被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我正想把这喜讯告诉他，没想到他却永远地离开我们了。阴阳两界不通邮路，我只好写这篇短文，一是哀悼可嘉，二是告慰可嘉。

    从年龄和学历可嘉都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但实际生活中，我们可是许多见解相通的好朋友。我是在1979年烟台首届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上认识可嘉的。那时他的许多同辈人，都有了教授或研究员的职衔，可他什么都不是。后来我才从别人那里，略微知道一点他遭受过的不公正待遇，深为他感到不平，但他自己对此一点都不在意。那年，我正受命创办《译林》，自然要向他请教如何介绍外国文学，他毫不犹豫地叮嘱我，要多介绍外国当代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新作品。他连举了好多个西方文学新流派，我都觉得很新鲜。那时对西方现代派还不敢大宣传，我就先约他为《译林》写几条现代派的“名词解释”，他一口答应了。

    从那以后，可嘉为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写文章，搞翻译，编文集，做讲座，可谓不遗余力。在“心有余悸”的年代，这样做无疑要担风险的。在成都一次会议上，我就听见一位外国文学界的权威在我面前讲过：“袁可嘉现在到处卖现代派的狗皮膏药。”可嘉并不因这些压力而却步，经他策划、组稿、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终于问世了，而且一连出了四本。这套书，较全面地揭开了曾被鄙视为“颓废”“没落”的西方现代派文艺的面纱，使封闭多年的许多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等等西方文学流派。不单文学界，包括戏剧、美术、工艺等相关文艺界，可以说都深受其影响。人们也许还记得，四川魏明伦当年改编的《潘金莲》，完全颠覆了传统潘金莲的形象，看似“另类”，其实多少也是受了“荒诞派”的影响。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采用或类似“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写法的现象也多起来了。在高校和一些年轻人当中，更一度出现了热衷研究存在主义的“萨特热”。尽管也出现过批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声音，袁可嘉又一次面对受到指责的压力，但时代毕竟在前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容止步，可嘉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短暂的风暴。历经磨炼，可嘉的观念更成熟了，其文学造诣也更深沉了。这一点，有两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怀念穆旦的文学贡献，1988年《译林》在北京举办“穆旦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一本怀念穆旦的文集。讨论书名时，许多穆旦朋友认为，穆旦是诗人，书名应该含蓄富有诗意；而可嘉却认为，穆旦首先是位爱国者，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国家患难时期创作的，书名首先应该体现诗人的品格。为此，可嘉确定选用穆旦的一句诗句“一个民族站起来了”作为书名。有人说可嘉太“政治化”了，不过我倒觉得可嘉这种视角把穆旦升华了，同意采用。

    我最后一次与可嘉见面，是1995年5月我请他出席北京“尤利西斯与乔伊斯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事前我曾就翻译出版《尤利西斯》一事多次请教过他，他对能请到萧乾夫妇来译非常赞许，只叮嘱我千万不要删节。在会上我告诉他实现了一字不删，他连连点头表示高兴，还说，一字不删，才显示中国学者评判学术的眼光，才能体现中国真正坚持对外开放。可嘉拥护和推动对外开放的热情，于此再次可见。

    可嘉走了，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入选了“三十年三十本”，这虽是小事，但也堪可告慰可嘉：人们会铭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