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批评《曾经风雅》书中存在史实错误（《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24日第10版），有先生站出来为《曾经风雅》“打抱不平”（《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日第10版），认为那些错误“或可接受”，“萧乾老不也在张昌华《书香人和》序中记错了苏雪林的年龄吗？”一副人人有错不必追究的态度。对史实既是这样混淆不辨，当然无须与之再作“商榷”。然而该书作者，对待批评作“震惊”和“不安”状，忙不迭回应“四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指责笔者“想当然”、“乱下结论”（《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5日第10版），那我就不得不再啰嗦几句了。

　　该书作者一边高喊“作家欢迎评论家提出中肯的批评”，一边忸怩再三说“圣人也有错”——这种态度岂不矛盾？

　　作者对于批评，一概以“有出处”回应，貌似证据在手，其实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有出处就一定对么？利用回忆录为自己唱赞歌不乏其人，据以为凭则是不智。作者大呼“白纸黑字，何错之有”，也许错就错在没看出“白纸黑字”上的错，且再于“白纸黑字”上重复这些错误。我之不惮辞费再来回应，正为这一点。

　　著书立说，大抵还得有点明辨的功夫，以免以讹传讹。此处可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说：“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作者那篇“回应”里所引皆为孤证，难成定说。也就是说，即便作者见到有人在回忆录里大谈自己三岁时的故事，也应先想想这超凡的记忆是否可靠。

　　《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对比《史记》与《燕丹子》，谓：“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龟、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征所闻削之。”我们写“传记文学”的人，真的不能学太史公之万一么？读了“相关记载”而真伪不辨，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黄慧兰三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80克拉！”大概只能引人发笑了。

　　梁氏又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勦说认为大不德。”作者采用旧说却不注明出处，也未明辨其可靠与否，正是“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