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时下每有患上“假怀孕”症即“症候和真正怀孕时一模一样，但肚里却是空虚的”（高尔基语）所谓才子，将鲁迅贬的一钱不值，其实，他们不过是在阴沟洞里看泰山而已，永远也看不清泰山的巍峨。即以鲁迅这段论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话来说，称赞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真可谓“目光如炬，烛见幽微”。庄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自从好大喜功，以自我拔高为能事的乾隆皇帝，将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史锁定为正史后，民间修史就成了野史，处于不合法地位，动辄被查禁，甚至兴起大狱，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对野史的蹂躏，更劣迹空前。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国民间修史的资格，本来就比官修正史要老，纵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动用最粗暴的行政手段，也无法阻止民间野史的伏流。因此，广义上的民间野史，包括家谱、笔记、日记、文集、村志等等，仍然不绝如缕，透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当亲朋危难时，他们是如何伸出援手，扶危济困，急公好义，不惜两肋插刀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国家、民族遭遇强敌入寇的存亡绝续之秋，他们振臂而起，置生死于度外，甘冒矢石炮火，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留下多少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默默地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千秋正气歌。虽然他们多数人不识字“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但他们是庄严、伟大的化身，与统治集团中无耻卑劣者，适成鲜明的对比，不屈不挠地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艰难前行，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应当说，一部中国历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脊梁——老百姓的历史。

　　然而，长期以来，虽历史著作如林，都盘踞着帝王将相，从未出现过系统描述历史上老百姓的史学著作。我想其原因不外乎是：英雄史观作祟；也无人肯花大力气发掘老百姓的史料。我有志于此亦可谓久矣。去年春天，在南昌讲学，有家出版社宴请，问我有什么好的选题？我当即建议出版《中国的脊梁——历史上的一百个老百姓》丛书，在座的著名学者胡平教授，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出版这套书的决心。经联系，中国文史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很快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该社的领导、编辑是很有眼力的。

　　我写过不少书，也编过不少书，但我始终是个单纯的学者，未参加任何党派，无任何官衔，是知识界的老百姓。自信由我来主编老百姓丛书，应当是合适的，更是义不容辞。所谓的老百姓，即无官员身份者，贩夫走卒、樵夫农夫、乞丐妓女、乡村塾师等等，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在贫困线上艰难度日。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中，虽有知名专家学者如邱树森先生、沈重先生，二位与我稔熟，我知道他们与我一样，一介布衣；王荫先生、曹晋杰先生虽担任过“芝麻绿豆官”但早已离退休多年，邓占云先生是中学教师，董迎建女士是退休的文史爱好者、写作者。均百姓也。今天的老百姓，写历史上的老百姓，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争名，不争利，不矫情。他们甚至像历史上那些忘我的老百姓一样，脚踏实地，日以继夜地写作本书，邓占云先生、董迎建女士在短短的半年内，就一人写出了两本书，辛劳可想而知。他们的埋头苦干，着实令我感佩。

　　阅读历史上那些老百姓感人肺腑的事迹，我每每感同身受，激起强烈共鸣。童年时，正值抗战军兴，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庄邻蒋大妈、德大妈等，对新四军伤员问寒问暖，百般呵护；已近中年的乡民兵队长姚三爷，抛下妻子儿女，毅然参加新四军，奋勇杀敌，最后血染沙场，成了革命烈士……在“文革”中，我因触犯张春桥、徐景贤之流，被“四人帮”走狗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专政六年多，但我的邻居——复旦大学第六宿舍的老百姓，从“专政队队长”朱老伯到队员，从来没有迫害过我，还常常关心我；父、母相继谢世，我返乡奔丧，村里从党支部书记吕大爷到邻人，都来安慰我，没有一个人拿我另眼相看。什么是“衣冠不论纲常事，付与齐民一担挑”？这就是。古往今来，中国老百姓身上流淌的爱国爱家、匡扶正义、英勇无畏、济难纾困、孝敬父母、怜老惜幼等等，一直代代相传，流淌不息。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