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说因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远一些，那民国的学术财富至今远远没有被当今学界所真正吸收，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爬到这个巨人的肩上。不客气地讲，今天的很多学科依然没有达到当时的水准。

    ●我们要认识到五四以来的学术传统决不是仅仅翻译和移植了西方的学术，而更是一个从“输入学理”到“再创文明”的过程，我们今天应更加珍视这笔财富。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去跟世界接轨，因为接续上了自己的传统，就是与世界接上了轨。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汉学》杂志副主编。著有《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等，主编有《西洋映像手记》(5册)、《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及视角》等。

    两年前在世界汉学大会上论述民国时期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演讲中，我曾经提出在学术上除了与世界接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接续上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想法。当时我所提到的文化传统并非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亦非乾嘉考据学，而是五四以来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传统。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现在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该文开宗明义，一开始便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创文明”的新文化纲领。

    多年前当我看到了由上海书店发行的洋洋五百册“民国丛书”时(这实际上仅仅是民国时期学术成就之沧海一粟)，深深地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积淀所折服。我们常常说因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远一些，那民国的学术财富至今远远没有被当今学界所真正吸收，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爬到这个巨人的肩上。不客气地讲，今天的很多学科依然没有达到当时的水准。那时的著名学者大都是从小就浸淫在传统的经子史集传统学术之中，青年时又留学海外，受到过正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以历史学家为例，从德国回来的就有陈寅恪和傅斯年，正是中西合璧的史学训练成就了他们作为国学大师的前提。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学术如果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西方近现代学科的体系，适应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传统学术在向近现代学术的转换过程中，既要考虑到传统学术如何吸收西方学术及其发生的嬗变，又要考虑到如何将传统学术纳入西方学术体系。正是中外学术间的这种互动，使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的形态发展，在教育、研究和出版等方面出现了与这些现代学科相适应的专业性社会建制。而源于西方学术传统的汉学家们所掌握的理论、方法，跟掌握大量原始文献并谙熟自己文化经典的中国的国学大师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无疑也促成中国的学术成为了当时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使中国学者逐渐具有了世界的胸怀。根植于洪堡大学理念，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基本主张，也使得北大从此迈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时期。

    1942、43、46年，当时居住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Wilhelm)在《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上发表了一篇书目，对自1938年以来的重要汉学著作分为几十个领域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卫德明将在中国出版的汉学书籍分为中文作品和西文作品两部分。当时在中国出版的西文汉学著作数量惊人，在目录中西文书籍占到357部之多，而中文的专著收录有489部，也就是说西文著作占到了整个汉学专著的42％，中文著作占58％。英、法、德文的汉学著作能占到卫德明所选专著的42％的事实本身说明，当时的中国学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与国际接轨，而实际上中国学术本身就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顾彬(WolfgangKubin)教授在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时也认为，鲁迅、郁达夫、钱钟书等人可以直接从世界文学中汲取营养，而他们的中外文学创作同时也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当时，随着汉学在世界各地的存在与发展，有关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研究不再只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而是逐渐进入了世界性学术语境之中，也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

    我这一代的学者常常感叹生不逢时，因为既没有国学的根基，又只学了西方学术的皮毛，大部分的西方思想和术语是通过译本和中国学者的再阐释而获得的。前一段在讨论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话语时，有学者主张回到《尚书》、《易经》中去，用先秦的哲学术语重新述说中国哲学，以改变我们的失语状况。对此，我不禁愕然。因为《尚书》和《易经》对我来讲比西方哲学的名词更加陌生。去年我们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共同举办了“跨文化动态－汉语哲学与德语哲学之互动”的研讨会，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讨论所谓“汉语哲学”的创造性。因为德语哲学经过汉语的翻译和阐释，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副本”，而成就了我们可以称作“汉语哲学”的新的哲学范畴，它不仅包括了译成汉语的西方论著，同时包括了中国传统学说的历史资源。以牟宗三为例，他所理解的“智的直觉”与康德的原义肯定有区别，在西方学者一致强调儒家学说的非形而上学特征时，牟氏反倒希冀通过康德研究来建构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尽管牟氏的努力受到德国学者的指责，认为他误解乃至歪曲了康德的本意。但牟氏哲学的兼容特性，他所开辟的比较方法及其在当代的影响却不容忽视。牟宗三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今的汉语哲学也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资源，绝非简单的西方原著的译本。跨文化哲学的意义在于探索当代汉语哲学与世界哲学在哪一些问题上可产生对话乃至互动的可能。这有些像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中国的佛教大师的译介、改造，成就的一套完整的中国佛教哲学体系。想回到原始佛教话语系统的努力显然是可笑且幼稚的。中研院的何乏笔(FabianHeubel)副研究员指出:“当代汉语哲学已经将东、西方的资源纳入到一种动态的跨文化场域之中，并为创造性发展的历史条件做了准备。关键在于，如何更自觉且更具系统地开发此一潜力。”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五四以来的学术传统决不是仅仅翻译和移植了西方的学术，而更是一个从“输入学理”到“再创文明”的过程，我们今天应更加珍视这笔财富。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去跟世界接轨，因为接续上了自己的传统，就是与世界接上了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