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从忧郁开始

说来惭愧，在童年和少年，几乎没读什么书。这同社会环境有关。那时，只知道疯玩。游水，抓螃蟹，拍烟盒，抽“贱骨头”，跟随大人到太湖去钓鱼，打野鸭……虽然没读什么书，我的童年有着另一种书本无法提供的丰富。

真正的阅读，从大学开始。主要利用寒假和暑假。少年时代接近尾声，青春年华刚刚开始。步入青春，也就懂得了忧郁。因此，也可以说，对我而言，真正的阅读，从忧郁开始。

八十年代初，有几本书在社会上流传，半公开，半地下，带着几许神秘色彩。其中就有《第二次握手》和《人啊，人》。那是一种启蒙阅读。爱情，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的面前，美丽，但又忧伤。还有诗意。还有想象之美，词语之美。至今，还记得《第二次握手》中的丁洁琼和苏冠兰。琼姐，兰弟，他们互相称呼。让人羡慕。有段时间，我总梦想着自己就是兰弟，就是一段曲折爱情的男主人公，念念不忘心中的琼姐。而《人啊，人》带给我的是诗与思。不同的人在讲述。好象都是些有品味、有思想的人，有大学老师、小说家和诗人。不时地，总会运用诗句，总会闪出思想的光辉。我一边读，一边记，把打动我的诗句和警句都记在本子上。记诗歌，记格言、名句和精彩段落，是我青春年代的一大热情。竟然记了好几本。在江南的细雨声中，读这些文字，记这些文字，忧郁、诗意和梦都在增强，蔓延，最后同雨融合在了一起。

在紧张学业的空隙，阅读，成为调剂和滋润。也提高了我的修养。徐志摩，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朱光潜，歌德，普希金，斯汤达，雪莱，勃朗宁夫人，泰戈尔，莎士比亚，等等等等，都是在校园读到的。并不是每个都读得那么投入。有些就读得似懂非懂。普希金、泰戈尔们更能吸引我。总体上，诗歌作品读得多些。常常，一首诗，就能确定我对一位诗人的喜爱。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普希金的《致凯恩》。泰戈尔所有的散文诗，尤其是他的《游思集》，都让我爱不释手。他的节奏，很长一段时间，左右着我的写作。一写东西，就是那种节奏，想摆脱都难。而读歌德的诗歌，却怎么都没有感觉。肯定是我的境界还不够高，无法领会歌德的伟大，我那么想。到新华书店，也总是盯着诗集。漓江出版社的《西方爱情诗选》就是在那时买到的。小开本，很轻巧，发行量竟达到了几十万册。那可是本珍贵的书，伴我度过了大学时光。在那本诗选中，我还意外地读到了马克思的两首诗《给燕妮》和《思念》，惊诧不已。马克思居然也谈恋爱，而且那么情意绵绵。我顿时感觉这位伟人有了血肉，亲切了许多。

“朦胧诗”也是在校园读到的。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有诗歌的，更有人性的。当时，北岛和舒婷们的许多诗作我都能倒背如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这才是真正的诗歌，冷峻，犀利，悲壮，富有征服的气势和反抗的精神。这样的诗句，朗诵起来实在过瘾。我大概就是在那时喜欢上朗诵的。也喜欢听朗诵节目。诗歌就该发出声音，发出声音，才是诗歌。电台曾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制作成配乐诗朗诵节目，反反复复地播。我反反复复地听，每一次，都听得泪流满面。那就是诗歌的力量。春风文艺的《朦胧诗选》和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成为我随身携带的书本。去美国访学时，行李限制，只能带几本书，其中就有《朦胧诗选》。在异国他乡，它对我意味着怎样的安慰和温暖！八十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那时，我们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谈萨特和弗洛伊德，看女排，读新潮诗歌；那时，学校常能请到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来做演讲。有一次，北岛来了，同几位诗人一道来的。礼堂座无虚席。对于我们，那可是重大事件。我们都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可就是北岛没说，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招了招手，躬了躬身，以示致意和感谢。北岛以他的沉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有点失望，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诗人只用诗歌说话。北岛有资本这么做。无论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在诗歌的道路上，“朦胧诗”都对我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文学的美妙境界是忧伤

毕业后，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阅读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内容。光从《世界文学》就读到多少独特的作品。卡夫卡的《变形记》，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帕斯的《太阳石》，莫勒托瓦的《会说话的猪》、格拉斯的《猫与鼠》，曼德施塔姆、叶芝、布罗茨基、兰波、波德莱尔、休斯、奥利弗、勃莱、里尔克、博尔赫斯、阿莱克桑德莱、博纳富瓦的诗歌，川端康成、塞弗尔特、米沃什、普里什文的散文，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记。诗人沈苇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他愿意把中国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我同意他的说法。

专业的缘故，我常常把目光投向东欧作家。由于背景相同，经历相似，东欧作家往往更能引发我们的共鸣。昆德拉就是典型。如果让我推荐昆德拉的小说作品，我会首先想到《可笑的爱》。那是他唯一的短篇小说集。我曾将它翻译成中文。那是个夏天。整整两个多月，躲在家里，一篇一篇地译。读读《搭车游戏》，那是场多么耐人寻味的游戏。一场游戏最后竟走向了它的反面。世事常常出人意料。任何设计和预想都不堪一击。我们无法把握事物的进程。最庄重的可能会变成最可笑的。最纯真的可能会变成最荒唐的。最严肃的可能会变成最滑稽的。关键是那道边界。可谁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再读读《爱德华和上帝》，一个追逐女人的故事却如此巧妙地把信仰、政治、性、社会景况、人类本性等主题自然地糅合到了一起。层次极为丰富。手法异常多样。加上不少哲学沉思，又使得故事获得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字里行间弥散出浓郁的怀疑精神。《可笑的爱》中的每个故事都让我喜欢。喜欢，才有翻译的兴致和动力。而翻译，实际上，是最深入的阅读。

时间推移，我对昆德拉渐渐产生了怀疑，对他移居法国后的写作，也越来越不满意。而对另一位捷克作家的喜爱却坚定不移。那就是赫拉巴尔。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讲述了一位废纸打包工的故事。一个爱书的人却不得不将大量的书当作废纸处理。这已不仅仅是书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同样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对白，绵长，密集，却能扣人心弦，并时常闪烁着一些动人的细节，整体上又有一股异常忧伤的气息。这种忧伤的气息，甚至让读者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忘记了任何文学手法和技巧之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美妙境界。

阅读是与词语的纠缠和搏斗

无论阅读，还是写作，说到底，都是在与词语打交道，是与词语的纠缠、妥协和搏斗。妥协是相对的，纠缠和搏斗却无穷无尽，没完没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探究词语便需要相当的勇气、学识和功底。也正因如此，今年八月，当作家刘恪的两卷本理论专著《词语诗学·空声》和《词语诗学·复眼》摆在我面前时，我的目光仿佛一下子被照亮了。刘恪既是小说家，又是理论家。感性和理性的结合，让他的文字散发出特殊的魅力。关于词语，他说得多么诗意，形象，和准确：“词语首先是感性化的，像鸟一样会飞，像鱼一样能游，像花一样地散发香气。它是一个精灵，你必须用心血喂养，让它染上血的红色，让它葆有青春，让它携带体温，你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它、亲吻它，在阳光下把它放在手心里细细地长久地凝视，是那种X射线透视，又把它置于黑箱内用耳朵去听，感受词语的秘密如何从每根羽毛的绒线里传感出来。词语从黑暗处飞出来，在空中画出了弧形，落在你的手指尖，用拇指辗一下，斗箕与斗箩会摩擦出词语的纹路，从词语的纹线里会散发气味：酸甜苦辣辛都有，用指尖弹一弹，那里有词语金属般的声音，每一个弹性会有重量、压力。把词语紧紧地贴在脉管上，让血液的涌动渗出词语内在的灵性。”我想，这是每一位读者和作者，对词语所应保持的敏感、柔情和敬畏。有了这样的敏感、柔情和敬畏，阅读才会深刻，创作才会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从日常状态，到生命体验，最后是学术考古，刘恪把每一个词语集中在知识、审美和考古这三个维度。他甚至提出词语就是事物的本质直观，就是人生诗意的审美，就是一部学术史，就是一种权力。“词语是一个建筑师，构造了许许多多的乡村别墅。”在相当程度上，这部七十余万字的著作便是刘恪创作中最重要的文字建筑。

阅读，写作，研究，翻译，这些精神劳作和享受，确保了我内心的宁静，和生活的质量。在商品化时代，这样的生活显得奢侈，难得，而又充实。在此意义上，我想说：我是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