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弟自小爱看三联出的书。并不是因为那些书的装帧有多么新奇夺目；也不是因为三联爱赶风头，尽出些热门畅销书。只是因为长期以来三联的书从内容到出版保持着难得的高质量，当走进书市，在浩繁的书海里，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方向时，三联的书总是不大会让你失望的。特别受到我们珍爱的是那套小小的、朴素的、有深绿和浅绿边框封面的“文化生活译丛”。

　　一个出版社能让读者有这样的信任度，这不是一朝一夕，或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能够达到的。从中可以看出出版社的坚持，编辑们的努力，我们也知道，这中间是有过曲折，也有过斗争的，很不容易。

　　和三联的直接接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三联当时的负责人范用先生来上海，约母亲邓珂云见面，晚上，母亲就和我弟弟景行到了福州路他住的饭店。当时文革结束没几年，还没有多少人敢公开提及我们的父亲曹聚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了父亲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那是1949年之后内地出版的第一种父亲的著作。那晚，范用先生就谈到出版“曹聚仁杂文集”的打算，由此开始了父亲作品同三联的长期关联，至今二十多年。

　　1984年，我有机会去北京，想见一见范用先生。我到了三联在朝内大街的旧址，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进去时，范先生正在和一位编辑谈一本书的装帧的事。他不知我是谁，先让我在旁边坐一坐，还是和那位编辑继续他们的谈话。他的工作作风一下就吸引了我。他和那编辑商量那本书的封面，细微到对字体的大小、衬底颜色深浅的要求。他从书柜中拿出好几本书作比较，反复讨论最后敲定。然后他问了我有什么事，我做了自我介绍，他给我泡了茶，这时又有同事来找他请示什么事，他让我等一刻钟，然后准确干脆地对那件事作了指示。一刻钟后，他与我谈起了出我父亲的书的事。我惊讶他作为一个出版社的领导，对出版业务之精通和熟悉；惊讶他办事效率之高；惊讶他对编辑要求之严。在那个人们还不大懂得市场竞争的年代，我对这样的作风真是钦佩之极。当时我心中忽然暗想，如果我们所有的部门、单位都能有这样的工作效率，不官僚、不拖沓、不扯皮，那国家的建设速度一定会快得多。——这就是我对三联“范老板”的第一印象。

　　那一次，范用先生还邀请我为三联的年轻朋友作一次讲座，谈谈译制电影的配音。那时正是经过“文革”的文化封闭时期后，国外电影最受人们关注的时期，也是译制片的黄金时期。怎样做外国影片的译制配音，正是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从这次活动的安排，可以看出范先生对在三联工作的年轻人的关心。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由此接触了三联的很多朋友，还抱了一大堆三联的书回家。

　　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在香港的报纸上曾以《听涛室随笔》为题，写了一组谈国学的专栏文章，后又将这组文字成集，出版了《国学十二讲》一书。范先生在香港见到此书，十分欢喜，当时，内地还没有开始对国学的研究和讨论，他认为这是让年轻人认识国学的一本好书，当即买了一二十本，带回北京，送给社里的年轻人看。后来又找到我们，买下了此书在内地出版的版权。当时，我们请了章念驰先生参与整理校订。章念驰先生是父亲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孙辈，和我们也可说是世交。他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花费了不少精力，终于使这本书在1986年6月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在大陆出版了。以后又多次再版，成了学术类书籍中的“长销书”。

　　为了出版《曹聚仁杂文集》，除了我们家属提供的父亲遗稿之外，三联的编辑们还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收集了我父亲早期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这方面的工作和所花的精力，范用先生比我们更清楚。

　　范用先生退休以后，我们和三联的联系并没有中断。景行那时已移居香港，同先后主管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赵斌、李昕都成为朋友，至今联系不断，因而也更加深了对三联的了解。

　　而在北京三联，我在出版新书的过程中又交了一些新的朋友。我感觉，在年轻的编辑身上，还是继承了很多三联人的好传统，工作实实在在，合作中诚诚恳恳，虽然面对市场，要应付更多的挑战，但还是把读者的需求放在首位，把书的质量、书的品位放在首位。我知道这在今天是不容易做到的，有时还要经过艰苦的抗争，但是三联人坚持了，这是值得骄傲的。

　　从去年起，三联开始陆续出版父亲曹聚仁的作品系列。父亲的作品品类多样，在不同的时期，对历史、时事、人物的评价，有他个人的眼光和思考。这次能出版他的系列文字，可以使读者对作者有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也能使读者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多了一个认识的角度。这次出版的作品系列中，既有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在大陆出版过的书目；也有在海外出版数量不多，而在内地也是首次与读者见面的书目，如他的“采访”系列。这是难能可贵的。为此，我们感到特别的欣喜，也是特别要感谢三联的。（曹雷执笔）

　　曹雷，1940年生，浙江浦江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员、导演。在三联书店出版有《随影而行》（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