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闲着无事，信步来到上海书城看看，突然眼晴一亮，见书架上竖着一套书脊金光闪闪的新书，仔细一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澧集》，这套书的封面用纸非常好，手感很柔软，有羊皮的感觉，使我油然想起了逝世不久的王元化先生。因这套书正是他亲自策划的，为了出陈澧的书，元化先生曾与几个出版社商议过，但未得到落实。直到2001年王兴康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时，元化先生又向王社长提出，希望能出版陈澧的集子，还说:“出这些学术书可能要亏本，我可在经济上给予贴补一些。”于是这套书的出版得到了落实。当元化先生提出要出这套书的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时(这套书的编者主要在中山大学)，编者们都非常高兴、感动，认为还是元化先生关心他们的工作。遗憾的是这套书出版了，先生已不能亲自过目了。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先世江苏上元人，占籍广东番禺。系晚清岭南学术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简单平淡，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和著书育人。在学术上他佩服顾炎武，重视通经致用，并调和汉宋门户之争，称:“由考据而致用，亭林之学也。由考据而明理，余之学也。讲义理必由考据，否则臆说耳，空谈耳。”(《东塾遗稿》)其教学亦贯彻此宗旨，并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育人标准。他一生勤于著述，著作颇丰。这次出版的由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黄国声教授主编的《陈澧集》共分六册，第一册为东塾集，第二册东塾读书记，第三册切韵考，第四册说文声表，第五册老子、公孙龙子注，第六册声律通考。收入其主要学术成果在内的著作、别集三十余种，其中新辑《东塾集外文》六卷，以及录自读书笔记《东塾遗稿》的《东塾读书论学劄记》、《默记》等，均为首次刊行。全书之末附有记录其家世及生平的《陈氏家谱》、《东塾先生年谱简编》(黄国声编)。

    元化先生真如人们常说的是一位认真的人，也是毕生倡导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位学人、思想家。自八十年代陈云同志作关于重视古籍整理的指示后，中央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上海也相继成立，由元化先生任组长，他就一心投入，首先和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钱伯城、社长魏同贤等商定要编一套《古文字诂林》，然后向市领导申请拨款，在前八年中他和有关人员几乎将精力和经费都用在这套书上，致使这套书出版后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其他有关的三个奖目。在《古文字诂林》有出书面目后，1997年元化先生又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有关学者商议出版《中华要籍集释丛书》，他每年要关心、了解这套书的出版进度。现这套书经过他与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放在书架上也可谓洋洋大观了，共有《韩非子新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论语汇校集释》等十一种。说到《论语》，元化先生对《论语》也非常有研究，他在病危住院时还要我借一本杨树达的《积微翁读书记》，同时还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的媒体以娱乐文化的收视率去取代经典本身的人文价值，只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负面效果，并将他十多年前的释《论语》八篇文章重新刊载，以示他的观点，真可谓人们常说的是一位国学大师。

    元化先生还一直想编一本《离骚》集释，原还想自己动手，要我借一本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离骚集释》来翻阅，阅后感到没精力，只能作罢。最后提出希望钱伯城先生来编这套书，但遗憾的是元化先生未来得及顾问这本书的编著情况而长逝了，这本书也可能就此夭折。

    元化先生平时还很关心出版情况，凡出版社领导去看望他，就要问出书情况，并告诫他们:“不要太求经济效益，要两者兼顾……”凡有学者去看望他，谈到现在出书难、出学术书更难时，他会表示同情，并会给他们拨些款，如拨款资助《宋会要辑稿》电子文本、《吴观礼军政洋务书札》、《敦煌六残卷宝历五卷本刘子集校合》等等。

    最后，让我们在怀念元化先生之际，希望上海的出版工作、古籍整理与时俱进、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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