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诞生至今，究竟经历了多少年，古老的昆曲有多少岁了？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似乎每个对昆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能回答的。然而，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

　　有人说是四百多年。那是指明嘉靖十年(1531年)，活跃于娄江畔(昆山、太仓一带)的魏良辅在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帮助下，总结北曲演唱艺术的成就，吸取海盐、弋阳诸腔的长处，对昆山腔加以改良，归纳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山腔歌唱体系。嘉靖末年，昆山人梁辰鱼继承了魏良辅的成就，对昆山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编写出第一部昆山腔传奇《浣纱记》，于是昆曲衍化成昆剧。

　　有人说是六百多年。那是指元代后期，南戏与昆山一带的语言和音乐相结合，又经昆山千灯人顾坚的改进，推动了它的发展，明代初年便有了昆山腔的称号。顾坚的朋友，元代文学家、富豪顾阿瑛在阳澄湖畔的玉山佳处举办“玉峰雅集”，剧作家高则诚(《琵琶记》的作者)、柯丹丘(《荆钗记》的作者)和善于吹奏曲笛的诗人杨维桢，都应邀而至，成了他的座上宾。他们用满腔热情，与顾坚一起培育了昆山腔。

　　也有人说是七百多年，还搬出了皇帝的故事来作佐证。有多种明人笔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也知道昆山腔的优雅，在洪武六年召见昆山110岁的老人周寿谊时，曾询问:“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周寿谊回答:“不能，但善吴歌。”太祖命唱，寿谊乃唱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太祖抚掌大笑，命赏赐酒馔于殿上，又蠲其家丁役，送其还家。朱元璋的贫苦出身，决定了他不会像唐明皇那样沉湎于歌舞音乐。尽管他为了教化百姓，曾十分推崇高则诚的《琵琶记》，说过“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这样的话。他如此看重“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的昆山腔，清楚地说明昆山腔的影响已从民间抵达宫廷，流布范围也不再是昆山、苏州一带。那么，昆山腔的萌发期，必然要从洪武年间往前推，岂不是有七百多年？

　　其实远远不止于此。魏良辅的《南词引证》有这样的记载:“……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词，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三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明初有昆山腔之称，却为黄幡绰所传。这样看来，昆山腔要与生活在唐玄宗时代的宫廷名伶黄幡绰联系起来了。黄幡绰擅演“弄参军”，也就是参军戏——唐代的一种近于滑稽的表演。他常与诗人兼演员张野狐搭档演出，风靡西京长安。“弄参军，即后世副净矣。”(清翟灏《通俗编·俳优》)昆曲行内历来有这样的说法，“三年稳出状元，三年不稳出大面(即副净)”。可以想见黄幡绰与昆曲的渊源。

　　安史之乱以后，黄幡绰只身回到了傀儡湖畔。据说那里是他的家乡，尚有待考证。但死后所埋葬的土山称作“绰墩”，确是事实，至今遗迹犹存。他传唱的歌调，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俗称嘌唱，即干唱，迂徐委婉，细腻绵糯，令人回肠荡气。这便是昆山腔的前身。

　　如果把昆曲的根子算到黄幡绰身上，那她可有一千三百岁了。是不是过于老迈？

　　和人的生命一样，古老的昆曲也有她的青春期。从明天启初到清康熙末(1621-1722年)的一百余年，是昆曲最为蓬勃兴盛的时代，也许正是她灿烂的青春期。当时，表演艺术日趋成熟，身段表情、说白念唱、服装道具日益讲究，角色已分为老生、小生、外、末、净、付、丑、旦、贴、老旦等十个行当。剧作家的新作不断涌现，各地的戏班竞演新剧，蔚然成风。昆曲不仅被士大夫所喜爱，也深受普通百姓欢迎。在江南一带，演唱昆曲是常见的民间娱乐活动。耽性耽情、迷恋名角者，丝毫也不亚于今天流行音乐的追星族。

　　依照笔者所见，昆曲的兴衰沉浮并不孤立。她以自身的命运诠释着漫长的中国戏剧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告诉我们青春永驻仅仅是一种良好愿望。今天我们探究吴歈雅韵的发源、发生、发展，正是为了掌握生命规律，以延年益寿。

　　有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总是值得我们思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什么把昆曲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