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一文，名为《论大学的精神》，其中说，大学的精神，首先是创新的精神。其实，何止是大学的精神在于创新，学术的精神，学术的本质，何尝不是创新？既然大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创新，学术的本质在于创新，我们的教育缘何陈陈相因，我们的学术缘何死气沉沉，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产生学术大师、教育大师、文学大师了？ 

偶看电视节目，介绍西方的一些诺贝尔奖获奖者的获奖理由，几乎毫无例外，每位获奖者的获奖理由，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由于否定了、超越了当时流行的某一种理论。这让我产生许多感慨，在当今之中国，若是有哪位学者否定了当今所谓学术权威的某些观点，其结果会是怎么样？可以获得中国的大奖么？假定自然科学有着实证的证明，权威们不得不承认创新者的正确和自己旧有立论的欠缺，那么，文科领域的学术文章，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定性的评价标准，权威们作为评委来评价这些超越其自身理论的学术见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当然，学术界向来不乏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大学者，但是，将评价体系建立在学者的个人品质上，这就有着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难以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具有恒性的鼓励学术创新的评价体系和机制。

去年我开选修课，题为《唐宋词体演进史》，近两年来，我正在研究词体的起源问题，发表了有关词体起源和发生史问题的系列论文，提出词体并非发生于民间，而恰恰是发生于盛唐宫廷——词体的产生并非是燕乐的结果，而是通过盛唐时期法曲的变革，引发对声乐歌词消费的空前需要，词体的产生是对吴声西曲的清乐乐府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并由李白完成了创制词体的历史使命。由此出发，我尝试对整个唐宋词体的演变历程给予了全新的诠释。讲过几节之后，想听听同学们的意见，一位同学提问说，老师，我们的中国文学史课也正在讲到唐宋词阶段，无论是教材还是其他老师的讲课，都说李白的词是伪作，词起源于民间，然后才是文人效法民间，才有了词体文学史。您颠覆了从胡适到现在教材的说法，您让我们相信您的，还是相信胡适的和教材的？言外之意，是胡适说得对，还是你木斋说得对？更深的含义，是胡适的学问好，这么多权威学者都在重复的理论正确，还是你的这种全然不同的说法对？我无言以对。我只知道埋头研究，竟然忘记了这么多的世俗道理，这可能是我做人的失败。

但将大学的教育，理解为只有一种说法，一种理论，一个结论，这就不能不说是我们当前教育的失败，大学生所接受到的教育，仍然是被动的、机械的背诵教材教条，而不是一个穷研物理，探求本真、寻求真理的一个学术思考过程，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就只能是考场的高手，而非真正的学者。这个根本观念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科研型大学就是一句空话，就会是叶公好龙，它就也许还会是今后若干百年、若干千年教育体制的失败。

当然，学生们也不是对新的学术说法一概排斥，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当艰难的接受过程、转型过程，一位同学在网上发表感受说：“木斋先生把唐宋词从头研究了一番。旧的不好的不对的要摒弃。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全新的知识，更宝贵的是，我学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不畏权威，勇敢探索，细心求证。我想同学们刚开始的几堂课，心情也都和我一样可以用‘惊诧’来形容。我最开始的感觉是恼火。是啊，谁会想到原来学了十几年，学术界认可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以这样被推翻了重讲。但反思后我明白了，一直以来我也不过是惟‘师命’是从的，而失敬地说，我的老师们也多是照本宣科而已。这也无可厚非，就连韩愈这样的大家也只是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重新释道’这一项。而我们从小学就知道的牛顿哥白尼伽利略，也只是永远存在于历史里的人物，除了拿来写文章并没有太大意义。只有真正的身边的人，影响才最深远。”（文章见于《木斋文学》网页）这一心理过程，倒是先让我“惊诧”，因为，在我看来，大学的本质精神就是创新，我们之所以需要教授来讲授课程，正是需要那些有着独立思考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来讲授从他们的视角来审视的研究对象，若是让鲁迅、胡适们随便哪一家前辈学者来讲授中国文学史，他们必定是不肯讲授所谓统一的教材的。统一教材、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口径，从来就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