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元化先生的接触，主要是基于三件事情:一是《古文字诂林》的编纂，二是盛宣怀档案的抢救与整理，三是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学术活动。

    《古文字诂林》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编纂的，当时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组长正是王元化先生。每年市里有二十多万元的专项经费，当时用这些经费支持几个乃至十几个项目也是可以的。但王元化先生提出要集中财力支持有价值的项目，如同清代阮元整理《十三经注疏》、编纂《经籍纂诂》一样，这样就确定了《古文字诂林》的项目。八十年代上半叶，我有幸师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问校勘学，在向顾先生的问学中，曾与先生谈起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过古文字兴趣小组，并在大学本科时与同学合编过《说文部首汇释》，于是顾先生提出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可定为《敦煌文献别体字研究》，后因故改为《孙诒让校勘学研究》。顾先生不仅担任了图书馆学系的兼职教授，也参加过古籍研究所等研究生答辩，这样，顾先生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以及古籍研究所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学术特色有些了解，知道在学校有一批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的教师团队。经过顾先生向王元化先生的推荐，当时确定了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玲璞教授担任《古文字诂林》的主编，并把项目主要挂靠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也吸收了复旦大学等一些其他学术机构的古文字专业人员参加。在《古文字诂林》十多年的编纂过程中，王先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是把这一项目作为一项事业在做。记得九十年代初，王先生提出要在上海和北京聘请项目的顾问，并召开顾问咨询会。当时在上海聘请了顾廷龙、戴家祥、马承源等先生担任顾问，在北京聘请了朱德熙、张政烺、胡厚宣、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担任顾问，可以说将当时中国在古文字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力的专家都汇集在一起了，如果没有王元化先生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要集中聘请这些古文字学的顶尖学术权威是比较困难的。记得当时在北京召开专家咨询会时，由傅杰先生与我共同从事会务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厅，参加咨询会的有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许嘉璐、汤一介、刘坚、董琨、刘吉、周瑞金等一批著名学者，大家对《古文字诂林》项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之后的许多年中，王先生经常召集李玲璞、汪寿明老师等到他那里研究项目的进展，举凡项目的收录范围、编纂体例、资金资助、新闻宣传、版权处理、出版印刷等等，王先生均亲自关心谋划，并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古文字诂林》的最终成书问世，王先生的确是一大功臣。

    盛宣怀档案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大馆藏特色。这一专门档案原收藏于上海的盛氏祠堂，后因修路，盛氏后人即将这些档案捐给了合众图书馆。1955年，合众图书馆易名为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实行了四馆合并，这一档案也就成了上海图书馆的特藏了。但这一档案长年沉睡于箱子之中，曾先后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经学术界的整理，并出版了一些研究整理的成果，但档案本身并没有得到系统规范的整理抢救。1996年，王元化先生与顾廷龙先生(当时居住在北京北郊的北苑)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发出呼吁，要求全部影印，孤本不行，要求对盛档进行全面系统的抢救式整理。1996年12月24日，顾先生来上海参加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仪式，与王先生在图书馆新馆的中宾室相会，对整理盛档专门进行了研讨，以后又多次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月拟定了《关于整理开发盛宣怀档案的意见》。我自1995年10月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调任上海图书馆工作后，当时正兼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根据两位前辈和上海图书馆领导班子对盛档整理的指导意见，我于1996年12月开始具体协调组织启动盛档的整理项目，当时组建了专门的项目组，从上海图书馆内抽调了五位专业人员，从大学招收了二位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并从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聘请了陈绛、徐元基两位专家进行审校，这样共有九位专家和工作人员进行整理工作。1997年2月至3月，王元化先生多次与上海图书馆的王鹤鸣、马远良以及王征先生等研究盛档整理的问题，包括筹集社会资金进行全面整理开发的可能性。1997年4月2日，15.7万件(1997年统计约为16万件，在全文影像数据库整理中曾统计为17.8万件和17.5万件，2008年经档案著录的规范合并最后统计为15.7万件)的盛宣怀档案分装两辆大卡车中从南京路人民广场的老馆运到了淮海中路的新馆。对于项目的进展，王先生十分高兴。在整理的过程中，项目组成员在已整理的文献中选编了《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王先生专门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将该书分送给他的学术友人。经过十年的整理，盛档的编目标引和数据库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同时档案的修补修复工作也开始进行。2006年8月8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为推进盛宣怀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及相关研究，建立盛宣怀研究中心(后易名为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中心设在上海图书馆，该中心为项目性机构，由王元化先生任中心主任，陈昕、邵敏华、熊月之任中心副主任。2007年3月15日，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盛宣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王元化先生因病未到现场，但提供了书面发言。这样，盛档的整体出版面世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可以说，盛档的整理抢救，与王先生等前辈的倡导和推进是分不开的。

    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成立于1989年2月，一直由王元化先生担任理事长，原挂靠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后因常务副理事长乔林先生调任北京工作，促进会于1997年2月转挂靠到上海图书馆。从1997年以来的十年中，根据王先生的提议和上海图书馆的安排，我先后担任了促进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故与王先生就促进会学术活动的安排经常有一些请示和联系。促进会经常举行一些学术活动，如学术座谈会、报告会、学术研讨会、学术演讲会、学术访问、手稿征集和展览等，这些学术活动大都是由王先生亲自提议安排落实的。王先生作为上海学术界乃至全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凭借其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促进会也成为上海面向国内外的一个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会的学术活动，王先生有以下的一些理念:一是促进会的活动限于一些纯学术的研究交流。在学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学会成员提出进行一些非学术的拓展，或进行一些较大规模的学会活动，但王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主要还是应该进行一些小型的学术交流。二是促进会的学术活动可以拓展至全球各个地区，学术交流的内容也可以涉略到各个学术领域。在十年的学术活动中，促进会学术交流的触角范围非常广泛，如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刘嘉玲，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李欧梵、赵如兰，美国维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墨子刻、邵东方，德国埃森人文科学学院院长吕森，日本学者冈村繁，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许倬云，台湾师范大学的王更生、黄锦綋，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台湾联合报系代表团，香港学者饶宗颐，香港大学校长王庚武，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为首的香港文化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等等。活动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既有交流座谈，也有学术演讲；既有手稿展览，也有著作首发；既有主题形势报告会，也有参访体会交流；既有博物馆的参观学习，也有手稿征集；既有生日聚会，也有京剧演唱切磋。三是促进会的学术活动体现“尊老爱幼”的理念。我们促进会的许多活动，参加者的名单很多次都是王先生亲自确定的，从这些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先生“尊老爱幼”的思想以及不拘一格的思想。例如，年长的有徐中玉、钱谷融、冯英子、张仲礼、夏禹龙、马达、杨小佛、郭炤烈、钱伯诚等，中年的有邓伟志、朱维铮、章培恒、周振鹤、徐俊西、李子云、王鹤鸣、林其锬、李华兴等，年青的有陈燮君、赵长天、张汝伦、曹旭、童世骏、钱文忠、傅杰、许纪霖、陆晓光、胡晓明、翁思再、杨杨、陈保平、褚钰泉、肖关鸿等。对于一些年长的促进会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在促进会换届时请他们继续担任了顾问，对于一些年青的学者，则不断吸收他们加入学会。徐中玉先生九十岁生日时，王先生还专门安排促进会为徐先生举办了生日聚会。可以讲，王先生在十年中所倡导的促进会的学术交流，为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创造了一个开放的环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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