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大学第二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多位语言学家对《上海话大词典》进行了审订，最后52个“说得出写不出”的字有了对应书面语,上海话至此告别了“无字史”（详情请点击：）。

以学术方式对一种民间文化进行规范，本质上是一件尴尬的事，虽然这种努力是令人尊敬和值得期许的。但作为历史并不悠久的地方性文化，上海方言在我看来，已经是一片源头枯竭的无根之叶，它的未来命运也许只能飘到哪里算哪里，要“还原”或“振兴”以往那种比较纯净的上海话，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现在许多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流利地切换两种不同的话语:上海话和普通话。不过虽然流利，但他们说的这两种话都有点“洋泾浜”，上海话尤其不“标准”。其实，在我们上一代人听来，我们说的上海话其实也是极其“蹩脚”的。我每次去香港或其他海外地区，听到那些离开上海本土几十年的老上海人说出来的未经“污染”的传统上海方言时，总有恍若隔世之感。

作为一种文化，上海方言的最大“危机”，不仅在于它的许多比较困难的发音，因为无法书写或缺乏音标体系而不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更在于它的独特的语汇系统和语言结构，也正在受到无情的侵蚀。这其实是大多数边缘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宿命。如果我们把由书面汉字和普通话发音构成的现代白话汉语，视作一种国家层面的“高级文化”的话，不能以这种方式书写的方言就属于从属于它的“低级文化”。虽然一般人在平时交往中说的都是各自的方言，但我们从小接受的语文教育以及从绝大多数大众传播媒介中接收的信息，都是这种“高级文化”，这必然会对传统方言产生巨大的渗透作用。比如像我这样经常读书写字的人，通常会自然而然地用“可能”、“钞票”、“回去”这样的书面词汇代替我们上一辈习惯使用的“作兴”、“铜钿”、“回转去”之类俚俗之语。

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往往能够确保地方性文化基本隔绝于外界影响，沿着自身轨道演进。但在现代社会，地方性文化除非受到国家政治和商业力量支撑，如法定为“标准普通话”的北方方言，或作为香港流行文化载体而传遍大江南北的广东话，否则是没有多少机会逃脱逐渐萎缩宿命的。

相比同属吴语区的苏南和浙江部分方言，现在的上海方言还有一个更为不幸的先天缺陷——没有一片相对封闭的广大乡村腹地作为依托。上海郊区农民所操之语与上海话之间的差别远大于苏州话或宁波话与上海话之间的差别，上海话其实是整个吴语区中发音最方便、声调最平滑的最简单易学的一种口语，这就是我称它为源头枯竭的“无根之叶”的原因。

为了能让外国人和外地人比较正确地说和听懂上海话，编纂《上海话大词典》以及给上海方言标上国际音标这类工作可能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上海方言的衰落或变异或许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反衬出上海的文化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