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同仁之间有个“约法三章”。一曰“不厌其烦”，即所谓工作注重细节，做到厌烦之时再坚持努力一下。二曰“不议人短长”，即所谓学问上强己恕人，尤其不要背后说人坏话，三曰“早起读书”。

　　读书随时可读，何必早起？之所以早起，起因于一个任务，就是做“元培书架”。元培计划是八年前开始应北京大学本科教学，即现今之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前身。针对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当年过分强调的专科划分与今日学科变动和社会对于人才要求之间的不适应，北大决定实验进一步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因材施教，为国家民族今后需要的尖端人才，准备十年一贯的教育计划，以“博士完成”作为完整的高等教育规划。这样一来，本科教育就成为专业教育的基础，而本科前三个学期（新生）则是人文通识教育的预备时期。这个预备时期还潜藏了一个启发和训练，因为元培计划中召收的新生，开始并无专业，更不属于任何学术定向，由学生在北京大学之内自由选课，通盘了解大学的性质和任务，清晰自我的志向和才情，然后自己选择专业，完成基础本科教育，为今后深造和献身担负责任。此际，读书，读让人成其为人之书，就成为素质基础之必须。而元培的实验专门设立了导师委员会施行特别指导，每个学生都可以就自己的问题咨询。许多新生，不知从何问起，于是就会同各位导师给新生开出书目，并现身说法，将自己选书的理由和如此选择的经验体会写在书目之下，引导年轻学生进入读书状态，这就是“元培书架”。而其中所选之书，恰恰不是各位教授的专业书籍，而是作为素质教育有用之书。素质如何方为高低，难于定论，但是，如果一位教授身为导师，把自己如何方成其为今天的自己的心路，分析出一些启迪的关键，并标出关键文本，虽非一定之规，至少是对学生的一种剖白。这批书目当时由我汇编，我就把所里的年轻同事趁便召集起来先读。书多而事繁，急用之迫，只得赶快起个早，每天读完一部分，就着早饭做一个“朝食汇讲”，以便事情的从容。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晨读成为惯例，却把阅读中的另外的层次打开。在阅读中生发开来，就有一个知识的结构和新的昭示隐隐地透露出来，因此由导师们的自我介绍的书目，指向了对当今知识的估计和追寻。什么是当今的知识，什么是现代的“圣贤之书”，并非“经典”二字可以了结，而是关涉到当代性。当代性要求在现实中，意识到自我的境遇，并且与最为本质和终极的问题之间，构成一条通路，“人道”者由通路的端点言之，“天道”者由通路的终点观之。而各人情性别致，处境偶然，其现实的状态各有不同；而精神的独立全在于不受任何欲念的驱使和外力的压迫，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志向，并对自己的选择具有负责的准备和能力，能如此，读书就是在确认自己的身处之位，澄清自己的意向的旨归。这种书目，又如何给他人开出？或者，书目人人需要不同，别人开出的书目有时非但无益，抑或还会带入他人的思路，成为新的一层逼迫和阻碍，反而不利于个人精神自由习惯的养成。因为有意，意在着意于结构，意在留意于整体，使汇编元培书架的人，多了一道自我反省的任务和使命，把读书这件事，从或有或无中带上的一份日常功课的状态，日日思之，日日念之。就读掉不少“闲书”，略得意外收获。然而这件事如果不是早起为之，难于实施。

　　如果说早起安静，早起心清，等等皆为常识。之所以还要强调早起，实际上是因为学习之人晚睡易，早起难。早起先需早睡，如果到晚忙碌，勉强闹醒，也只是形起而神昏，早起无用。早睡则要了结世事，放下俗务；早起又须早醒，早醒非在醒眼，而在醒心，心醒，则必依靠克制，克制外在的杂念心事，控制内在的慵懒沉迷。古犹太人在巴比伦俘囚时期，逐步将作为集市休息日恪守为弃绝俗务、专注心灵的安息日，其严正状态，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用，形成影响如今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经常讨论涉及的宗教性文化性格，从人的根本问题上追究，就是戒绝杂念、克服情欲。至于后来的教会和集体运动鼓动专制的心事、制造群情的沉迷，那是政治和权力的历史演化。读书人实在功课，是在读书中自我觉醒。谁能彻底如此，除非完结此生！所以在早起之时，无不与自己作对，对立之中，一种意志得到追究和考验，多作一日，则是一日功夫，圣贤遥远不可期待，所谓心向往之，不就是在日常的读书步步行进，反复进行？早起读书，正是在读书之时，建造着读书之人。

　　作为任务的晨读，引出为读书而读书的体会。读书本有三义，一为致用（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二为知礼（了解社会和思想，形成教养与文明），三为成人（性情与觉悟）。早起使人在接近于第三义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