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朋友撺掇我把旧日的文字翻出来编辑成册，我答应了。我们相约，为了保持历史的原样，对所有的文章，不论妍媸，无分正误，一律照收，而且一字不改。我平生为文日久，自40年代以迄于今，社会动荡，世情多变，文随世进，自然保留了当时的迹痕，也包括了自身的局限和谬误。这一切是不可回避也不必回避的。

人们通常总“悔其少作”，这是常理。因为年纪大了，经验丰富了，文字也相对成熟了，回头再看旧时文章，总是汗颜。这时总觉得“手痒痒的”，老想拿起笔来，按照现在的认识和水平予以改动。这些冲动，我都忍住了。还有，就是文章中所保留的那幼稚、简单、甚至是拙劣和粗暴，也都想一一抹去。这些，我同样理智地忍住了。我只想让人们认识曾经的我，渺小的、有时还不免卑琐的我——我不要那些虚假的光环。

　　我诞生的时候，抗战已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当过童工，忍受过屈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文字中，留下了国破家亡的沉痛。后来则是内战，我生活和求学在东南一隅，不明真相，道听途说，加上少年意气，激情、单纯而莽撞，这些也都有“真凭实据”在，白纸黑字，我都认账，不能改。凡此种种，我都坦然，荣辱得失，置之度外。

　　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我找出了包括幼年时期的日记以及中学时代的作文本，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以及后来“开门办学”时偷偷写下的诗文，一些异常时期“地下写作”秘藏的文字，等等。对于我个人而言，能够有机会重温那逝去的时光中留下的雪泥鸿爪，是幸福而又痛苦的、艰难的心灵之旅。我在享受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的同时，内心也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羞耻”而悔恨。

　　我在阅读那些幼稚的、甚至非常可笑的文字时，常常停下来，扼腕叹息：为什么要这样写？换一种说法岂不更好？于是，不免再一次“手痒”，想改动这些文字。但想起我和朋友的约定，又一次制止了自己的冲动。这样，我在整理旧文的同时，就把当年“穿开裆裤”蹒跚学步的憨态“定格”了，自有一种克服了私心的暗喜。

　　我的写作历史，起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中间经历过抗战、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以及整个20世纪的冷战时代，以及中国错综多变的时局。为此，我在这些编辑成册的文字中，除了保留了那些时代的风云雷暴之外，还保留了那些特有的观念和词汇。人们在我的文章中不仅随处可见那种由无知、轻信、片面导致的歧误，而且随处可见那些由偏见和敌意决定的用辞的粗俗、无礼、蛮横乃至于暴力倾向。我怀着期待人们宽恕的心情，一切都照样。

　　但当我整理到写作于50年代的一首诗歌的原稿时，在当时屡见不鲜的“匪”字面前被自己惊怵了！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我自己这样的用辞。无论是在知识、良知和道德的层面上，我都要改掉这个字。我要说服我自己，在为数数百万字的文集中，一切的庸常和幼稚我都留给历史了，难道就不能行使一次我的自我忏悔的权力吗？

　　我告诉我的朋友，它留下一天，我就要自责和不安一天！我的朋友劝导了我，他们说：不要改，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于是我心释然。我想起80年代吴组缃先生讲述的一个故事：那年他赴美看望儿子，儿子是大陆清华大学，儿子的同屋来自台湾，也是清华大学。他们两人共同设宴为吴先生举杯。这个说，我来自“匪清华”，那个说，我来自“伪清华”。说罢，彼此哈哈大笑。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千年一笑泯恩仇！我决定了，无论如何，一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