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屋的西墙下，有一片空地，长满了杂草，面积不大，倒有个名字，叫“和尚园”。每到秋天，大人在这里种的南瓜就会丰收，那硕大的金黄色的南瓜，一个个在南瓜叶底下露出来，它就是我们一家秋天的粮食。

　　尽管我儿时的生活贫困到了极点，但我的精神生活却觉得非常丰富。我因抗战开始，小学五年级就失学，在家种地。当时我有个同伴，与我年纪一样大，小名叫“阿桐”。我们自己摸索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读书。起先我们读《三国》、《水浒》一类的书，后来像《唐诗三百首》、《古诗源》这类的书也读，而且我们还一起讨论，不懂的句子还一起揣摩，特别是唐诗。我们还一起背诵，连《古诗源》上的一些诗也背。这样的日子我们延续了有二三年，自觉其乐无穷。但有一天，阿桐却告诉我，他妈妈给他找到了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学徒，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依依分手了。临别时，我居然还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送给他，反正都是孩子，像不像诗也没有考虑，诗较长，我一直能背诵。后来，我读完农村初中，到无锡读高一，我还把这首诗抄给顾钦伯老师看，不料竟得到他大大的夸奖。我疑心是老师哄我，我给顾老师说，这是我好多年前小学五年级失学后在农村时瞎写的，不是现在写的。哪知顾老师反而更加夸奖，说我十多岁就写出这样的诗来，真了不起，他没有瞎夸奖；他特别指出诗中“簇上春蚕老，垄头麦油油”等好几处的诗句，说确是极好的古诗格调。我每想到儿时的这一段生活，总是要让我为之神往。所以至今我虽然86岁了，但我终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农民。

　　几十年来，我还有一种乐趣，是与学界的好友论学，早些时候是杨廷福、江辛眉、祝肇年等几位，还有戏曲界的不少朋友，稍后又得到启功、周绍良、许麐庐、周怀民、刘海粟、朱屺瞻、唐云、谢雅柳、徐邦达、杨仁恺诸老的交游，特别是启先生还专程到我家里来聊天作客，在学问和艺事上不断给我鼓励，使我在生活中，又展开了另一个领域，我至今还仍旧乐此不疲。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开始了中国大西部的考察，从 1986年到2005年，20年间，我十次去新疆，三次上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和明铁盖达坂，其海拔高度是4900米和4700米。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并积数年之功，绕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圈。还穿过原始胡杨林到了塔里木河边，同去的人还在塔里木河里洗澡。特别是2005年我已83岁，我于8月15日到明铁盖达坂,为玄奘立东归之路的碑记，并且终于到了玄奘记载的公主堡，弄清了玄奘下明铁盖后确切的路线。同年9月27日，我又从米兰进入罗布泊，穿过罗布泊到达了楼兰，然后又从楼兰再穿罗布泊到龙城、土垠、LE遗址，再到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到敦煌。全程历时17天。在罗布泊、楼兰、龙城宿营7天。这是我最为快意的一次考察，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察。这20年，在我的学术领域里，真正开辟了新的天地。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从1975年开始至今已历30多年，始终没有间断，这当然有更多的学术知友和同好，因为这个领域可说的人和事太多了，不是短短的篇幅可以尽其大概的，所以这里只好暂时不谈。

　　总之，我30岁到北京，今年86岁，在北京半个多世纪，是北京培育了我，是北京老一代的和同代的学者们教育了我，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激荡了我，风雨洗涤了我，我收在这本书里的一些人和事，应该说都是助我成长的力量，当然还有更多的无法收进书里的人和事，有的已在另外的书里铭记了，有的是永远藏在我的心头，譬如我幼年的书伴阿桐，我那长满南瓜的和尚园，我的好多位启蒙老师，这一切，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