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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采取合法和理性手段积极召回海外文物外，我们也该搞好文物保护工作，这样才能为国宝的回归创造良好条件。 耐人寻味的是，由数十名律师组成的文物追索团队对此结果并不意外，认为这场诉讼的意义比结果更重要，因为它让民众知道很多文物流失国外，同时也让法国人知道，法国有这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律师团的理性态度值得赞赏，笔者也认为，召回海外文物只能量力而行，不外乎采取这几种办法：一是依据相关国际公约，通过法律途径索回；二是采取半公益半市场运作方式“赎回”，即以“协商价”购回文物；三是由民间出资购买并捐赠给国家；四是通过参与市场竞拍购回。这些办法都有过成功案例。 其中，通过法律手段追索文物，无疑是最正当却也是最艰难的办法。这主要和文物流出时的情况、文物现状以及国际公约的约束性和适用性等因素有关。就此事而言，大家都知道兽首铜像是被当年的侵略者公然掠夺走，然而时间久远，中间又经多人之手，所有权发生多次辗转变更，因此在法律认定和适用上必然存在相当难度。 显然，中方律师团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也就是循由法律框架和途径，穷尽法律所赋予的理性维权手段。当这一条路被证明走不通后，我们仍然可以采取其他合理手段(比如协商赎回或竞拍)，继续为文物回归而努力。况且，从法院的驳回理由来看，法律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死——法院驳回理由在于，(请求人)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没有直接请求权。或许，我们还有机会换个“原告”继续跟进。 近年来，流失海外的国宝越来越受到关注，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这说明召回海外文物的根本目的应在于保护国家文物遗产，增进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因此，除了采取合法和理性手段积极召回海外文物外，我们也该搞好文物保护工作，这样才能为国宝的回归创造良好条件，让公众更加支持海外文物追索行动。 然而，在这个方面不得不说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拿圆明园来讲，这座历史遗址的保护问题，近年来可谓争议不断。远的既有轰动一时的“圆明园地膜工程事件”，近的则有圆明园重建之争。据悉，圆明园复建工程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然而复建是否意味着另一种破坏，质疑的声音从未消停过。加在圆明园之上的过度商业化色彩，一直为人所诟病。 这样的情形，不免让人产生疑虑：就算不计代价地追回文物，我们能够好好地保护这些历史遗产吗？再比如说，假如这对兽首得以成功召回，结果却成了相关管理部门的门票收入来源，今日为召回行动而付出汗水的人们，会不会感到些许失落？虽说这看起来像两回事，但实际上，能否让公众看到相关部门保护文物遗产的决心和行动，正是海外文物召回的一个民意基础。如果采取各种手段追索文物是必须去做的事情，为保护文物尽其所能同样值得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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