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说到秦始皇，除了“统一六国”之外，就要提到他“焚书坑儒”的事情了。尤其是我们学过《过秦论》和《陈涉世家》，简直以为秦朝统治的天下就是人间地狱。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舛讹。自古就有很多人辨证考订，著名的如宋代的郑樵、日本的桑原骘藏，连毛主席都说过：“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事实证明，秦始皇的功劳固然不可磨灭，即其“焚书”事确实也可得而辩之。这不是要给暴君涂脂抹粉，只是要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关于“焚书”的本事，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是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又始皇帝三十五年：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据此可知，所谓“焚书”所烧的，主要针对的是民间藏书，官府所藏则不烧。然民间藏书也不是全烧，只烧其中的“不中用者”：“史官非秦记”与“诗、书、百家语”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则不烧。也就是说，烧的书主要是诸子百家与儒家经典。

秦烧民间之书则有之，但是官府犹存图籍，所以萧何入咸阳，可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但在秦始皇此次烧书之后，天下图书就只存于官府了。然在三四年之后，便天下大乱，民乱纷起，兵戈所指无非官府，各地豪强如“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的，比比皆是。民间之书既已经被烧尽，官府之书又遭此劫难，导致书籍散乱几不可复收。这可为后人深诟病的。

然而秦汉之际，书籍散乱的原因除了秦始皇焚书之外，楚汉之争的战火频烧，人民饥寒流离，多有损失；又，汉初重黄、老，不复收拾诸子百家与儒家典籍，遂亡逸益多。

虽然焚烧了民间藏书，但是始皇帝并不是打算全部断绝诸家之学也，故有博士七十人。“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就是给皇帝当顾问的。在《史记》中数数可见秦皇询问博士的例子：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二十八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於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於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记也。（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三十七年）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於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博士者，博通古今，所以得传习百家之言，《诗》、《书》自然也在学习范围。宋代郑樵在《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一·秦不绝儒学论二篇》中辨证说：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覩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絶，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一·秦不绝儒学论二篇》）

且儒家经典中，原典散佚较为厉害的，也只是《尚书》一本而已。

济南伏生为秦博士，文帝时（-179~-157）年“九十馀”，则始皇帝三十四年焚书（-213年）时伏生就已五六十岁了。以后自然不能再学新东西，其通《尚书》，当在焚书以前：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班固《汉书·儒林传》）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於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於是惧，乃止不坏。（班固《汉书·艺文志》）

《史记》称他“治《尚书》”，则其精通可知。能拜博士，难道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么？伏生既为“秦博士”，所司之书本来不咏烧。所藏于壁者，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的私自藏书。当然亦可能是楚汉之际，战乱不已，伏生为避战火而藏于壁中，不是因为秦代的“焚书“。伏生为本朝避讳，所以故意那样说。

经学文字、经义的差异，战国时已经存在，而不因秦火而致文字差讹、经义遗漏：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於天下，乃令重黎举夔於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於宋君。宋君令人问之於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於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吕氏春秋·慎行论第二·察传》）

此三例就可以作为证据。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兴起于武帝后；而今古文之差异，则在武帝前：《尚书》今文出于文帝时，古文出于景帝时，此时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争议。今古文之争开端在汉武帝时，那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家；而今古文之争在汉元帝前后达到高峰，那是因为汉元帝完全信奉儒学：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这时候，读经而衣青紫者，多如过江之鲫。那些异经，就欲借秦火之名，使自己的地位成为正统，从而得立于学官，进而可以以明经术来取青紫、做高官。

为什么这么说？鲁共王坏孔子宅，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清儒阎若璩辨之：

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当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

班固这段文字，本之于刘向、刘歆的《六艺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刘向、歆为古文经学，故改“孝景时”为“武帝末”，避开独尊儒术之时，为的是逃避贪名逐利之讥讽。“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天下无有”“能治《尚书》者”，与叔孙通“弟子百余人”，多寡悬殊，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能弋取功名的原因。

此外，秦始皇“焚书”恶名的形成，贾谊的《过秦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贾谊为文，喜欢夸大其词，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这是大家所共知的。《过秦论》也是这样，在文中，把秦朝描写的一无是处，从而得出自己的论点，以迎合主上。

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淮南子·卷十·缪称训》）

秦代“焚书”的恶名，难道不是因为以讹传讹的原因么？幸运的是，真相还可以从迷雾中看出一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