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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作家和评论家，经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捆绑起来谈论。见诸文字我所看到的就很多，比如唐达成的、蓝翎的、邓友梅的、孙郁的。何为？我想一是两人非常紧密，出行形影不离；二是两人品行操守有口皆碑；三是两个都是已经“成精”的作家。我说的“成精”是艺术境界已入霄汉，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个档次。我就是这样认为。鲁迅、沈从文、曹禺、肖红、孙犁“成精”了，林斤澜与汪曾祺也“成精”了。有的作家喧嚣，人气极旺，但我觉得还没“成精”。当然精怪也有大小之分，比如鲁迅是大精怪，孙犁就是小精怪；被人承认为精怪也有迟早之分，有的很快就有人喝彩，有的一下看不清，慢慢的才被人警觉，称为杰出的作家。精怪也分类，艺术风格也不一样，沈从文和曹禺区别甚大，就是例子。林斤澜与汪曾祺呢，区别也是太大太大。不光是艺术风格，他们的乡情家庭、少年经历、人生遭遇、学养素养、脾性气质……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会决定人生，决定性格，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当然，我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同，倘若什么都不同，他们就不会成为至交莫逆。许多爱好兴趣、为人品质、对大是大非的看法，还是相当合拍的。这也会在文章中反映出来。大异小同，有著作为证。
老舍1962年曾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王勇《著名剧作家汪曾祺传略》）老舍说话有分寸，但在这一点上也真叫英明。刘心武说：“汪曾祺得到了应得的荣誉，而林斤澜还没有。”
这话耐人寻味。
40年代，林斤澜和汪曾祺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
汪曾祺“在云南住了7年，1939至1946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在昆明住了7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住过，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汪曾祺去逛书店，逛裱画店，逛武成路后街两间做锡箔的作坊。“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有大西门一带。……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
这是汪曾祺散文《天地一瞬》中的句子。文章结尾说：“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外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好像不怎么喜欢朱自清，朱自清太严。“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这么回事。”汪曾祺可是不记笔记的。“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曾祺比较欣赏闻一多。“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词，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也喜欢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最喜欢的当然是沈从文了。沈从文“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及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至此，汪曾祺的喜好和品性基本上形成了。名士的派头也出来了。“我在西南联大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一看，是我！”他没有捞上毕业文凭。一是他的英语和体育不及格，当一年后通过了补考，却有了新规定，即给美军当翻译，不去就不给毕业证书。他没有去。他的儿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写道：“爸爸……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汪曾祺才华横溢，唯美，崇尚自然，清朗，俊逸，超脱，潇洒，有时显得非常天真。有人说他的思想是接近道家的。汪曾祺本人却认为自己“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点。”不过道呀儒呀佛呀不提亦罢。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他反正是比较出世的。他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时正是马铃薯花开，我每次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还说“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又说：“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林斤澜可完全不是这么一种人、这么一种人生态度。他社会使命感很强，人民观念很强。林斤澜的精神和情感一直关注着社会和人生。这话是说大了，可是你细细读遍林斤澜的文章，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当然，你找不到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子来。汪曾祺给人感觉很温馨，他也“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但他仍然是属于“自我的”作家。林斤澜则迥然，他表面笑眯眯，像一尊弥勒，可以在平常日子里表现得什么都无所谓，样子似乎挺散淡；他可以在语言艺术上表现得“语不惊人誓不休”，在小说构思上表现得常人难以理喻的“惨淡经营”，可文章的“核”都是“入世”的。换句话说，他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他的“惨淡经营”，都是为了他的“核”。这个核，也就是作品的灵魂。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感情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不是在面表上作愤世疾恶地叫喊，而是隐藏在艺术的深处。世像混沌，世间污浊，世人多舛，或者困惑，或者警觉，或者惊愕，或者悚惧，都是给世人或后人的长远钟声。他采用的不是诉苦、愤悱和怨谤的方式，他不动声色，所多是在艺术中把“血淋淋”撕给人看，叫人感叹。
林斤澜的小说观迥然不同。而且奇怪，林斤澜的小说风景，是越来越精彩。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作品有一致的地方，都讲人性和人道。可从艺术的视觉来说，汪曾祺看到的是美，而林斤澜所见的是丑，那么，汪曾祺就“表现美”，是牧歌式的；林斤澜就“揭示丑”，是批判现实式的。
林斤澜有一篇随笔，《嫩绿淡黄》。写幻觉，以“玻璃杯，龙井茶”开篇，貌写汪曾祺和自己住院进水不同，实是写自己和汪曾祺写作路子的不同。引用汪曾祺的话：“我写得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林斤澜认为不应忘了创伤，说：“创伤，是昨天发生的真实。快乐，是今天应该的感情。”因此，林斤澜认为“兵分两路：求真和求美。求真的求深刻，求美的求和谐。”汪曾祺这杯茶“不是‘存在’，是‘需要’。要写得美，要人性，要健康，要诗意，要和谐……不是在在在，是要要要。”那么，“存在”，“在在在”，求深刻的这杯茶属于谁呢，两人中当然就属于林斤澜了。“汪曾祺把写作看成一种自娱和自我的升华，而林斤澜则在泼墨中承受着沉重。汪曾祺时常将心绪隐到文字的背后，用美丽驱走丑陋，而林斤澜往往直陈死灭，以坚毅的目光迎着苦难……”
有个事情很有趣，值得一提。汪曾祺人称美食家，林斤澜把自己叫做“食美家”。但两位的朋友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却写道：“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50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艺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盆花生米。”另一位二炮作家陶大钊在《海鲜》中写道：“林先生不仅会吃海鲜，还会烧一手好鱼，一条几斤重的大鱼在他手里，能做出一席鱼宴来。有人曾经把汪曾祺和林斤澜烧的鱼作过比较，结论是林斤澜技高一筹。”
实际上，两人都擅长家乡菜。汪曾祺被人称道的，除苏菜比如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芝麻酱拌腰片、塞馅回锅油条外，另外也就是一个川菜：东坡肘子。那么，为什么汪曾祺是“美食家”，而林斤澜只能是“食美家”呢？林斤澜写吃不如汪曾祺，写吃文眼不在吃，汪曾祺写吃就写吃，写得比烧得还要好。他的散文实在漂亮，叫人心动。如写《扦瓜皮》：
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盆。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盆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
请问海拉尔治过国宴的厨师，你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澜时刻不忘人间，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特别是他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撕裂丑恶，透出地狱冷光，同样也是美的。
林斤澜所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我以为是一把打开林汪匣子的很好的钥匙。匣子中一是飘香四溢的醇酒，一是锋利无比的斩凌剑。从林斤澜平和的笑脸上，你看不出他的经历、经验和经受有多么曲折竦人。好像没有那把剑。好像林斤澜没有经受过惨酷的人生。当然是错了，林斤澜那声“”，内容丰富。他的平和实是炼狱后的通脱，是涅后的清明。——父亲死于非命，家人遭际悲苦，极聪明极可爱的弟弟解放前出航，70年代末眼看即将回乡团聚，却又猝死香港。尊者死于敌方就不用说了，如刘英，如林夫。朋辈冤死于内部的就更叫人痛楚，或活埋，或刀捅，或绳勒。有的倾向革命，知情过多，即被追杀。有的无缘无故坐一辈子的牢。他自己呢，十几岁曾被党内诬为“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背上第一口黑锅。他回忆：当年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是另两个人。一是地下中共温州地委书记，一是地下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前者是贾宝玉，后者是西门庆，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结果前者得手。后者越过粟裕到上面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上面听信，结果把林斤澜也给搭上啦，因为他比较接近前者。殃及池鱼，他是池中最小最小的鱼。
林斤澜在温台交界发展地下武装，差不多是把头拎在手上。他做交通员步行多日，把丁奎梅接到温州做地下浙江省省委书记刘英的妻子。当时懵懵不清，这不是好玩的事。他在台湾“2·
林斤澜对当年的经历并不以为怎么怎么光荣，林斤澜只说这是当年的人生。解放后，有要人去信要北京的林斤澜回温任职，大约是要林斤澜当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杨沫在《自白——我的日记》（1971年6月31日）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多年同在北京市文联，杨沫居然不知道林斤澜是193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林斤澜一般不谈自己的“革命经历”。
人的经历能抹掉吗？作家不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又写什么？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知识分子如作家尤其臭苦，林斤澜在五六十年代只能唱些欢歌，他成名了，1962年北京连续三天召开“林斤澜创作座谈会”，全由老舍主持。但，这时的作品艺术意义的确不大。他只是比旁的作家写得聪明一些、出色一些而已。直到1979年末，他在《林斤澜小说选》前言中说：“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有人说：作家的宝藏，是小时候的记忆。是否？我有些知觉，还没有真明白过来。”——林斤澜说话总是“留一手”，这时他应当已经“明白过来”。那时他的文学观是写“真情实感”，《林斤澜小说选》中已有《阳台》、《拳头》、《记录》等篇什。但政治气候常使人感冒，作家创作心灵还不得舒展。后来，《矮凳桥风情》系列出来了，找到了“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特别是《十年十癔》系列，和而后的小说比如《门》系列的诞生，中国一个匠心独运的小说大师，也就自我雕塑完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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