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不同的境界。只说两种，一是求知，一是要人知。要人知者必炫学显己，以博得声望、功名之类。而求知者则深远得多，而且有时可以以功名及生命作牺牲。分明，后者显得更崇高，实际上也更有成就。从古到今，莫不如此。要说读书最多的人，在中国大约纪昀要算其中之一。他编《四库全书》，看书能少吗？乾隆皇帝检查又紧，稍有不慎就会受申斥，扣薪金；这种处分，他都受过。据说《四库全书》的总目他都过目，有些是他所写。鲁迅晚年向读者讲这部书目时还说，要细看，甚至要背诵，可以终身受益。可见纪昀写得真好。这要费多大功夫？这么读了一辈子书，还读不够吗？不够。差事办完了，退下来了，他还作诗云：“拟筑书城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颇表遗憾，说老了，买书，抄书，专门学问，做不成了，只好写点《阅微草堂笔记》，像苏东坡一样，谈狐说鬼。还有更早一点的，也就是清初学者朱彝尊。他是诗人、学者、藏书家，也是刻书家。他本来在朝廷之内工作，可以读到人间难见之书。但是，他鬼迷心窍，还要私自带一个“书手”进入史馆，抄写由四方民间搜罗到的书籍。结果被人告发，受了处分。那个时代的真正读书人，读了还怕记不住，要抄一份保留。我记得他与顾炎武到山西来，就曾一起抄某部书(大约也是雇人抄的)。清代藏书家叶德辉《书林清话》就有一则专门记他刻书的认真不苟，读了令人敬佩。真能进入学林的学者，大约都是这样的。顺便说一下，我原以为，抄书这种事，也只是发生在古代或近代，那时印刷不便，更不能复印。可是就在前几天，我在《中华读书报·家园》上读到凸凹的文章，其中说到作家苏北喜爱汪曾祺作品，苏北自己在文章里曾说，他曾把汪氏《晚饭花集》抄了一遍。我看那本集子，大约有二十多万字吧。他肯定不是怕丢失此集中的作品，汪氏文章现在随手可得。他这是出于“粉丝”的狂热、痴迷、苦恋，也是真正的书生气。抄书固然在当代已很少见，但读书精神与以往是相通的。

　　现在就要说到另一类，读书为了炫己邀宠，功利之极。且说与朱彝尊同时的高士奇就是其中的代表。我想起蔡元培先生以“索隐法”研究《红楼梦》时，说书中之宝钗，乃影射高士奇者。因为宝钗“阴柔”，会来事。而且宝钗又有一个金锁，而高士奇则运用“金豆”办事。“金豆”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高士奇当上翰林院侍讲，入值南书房，那可是天天与皇帝见面的，伺候文字方面的事情。而高士奇这人，不学无术，怕皇帝某日会问起什么书上的事，自己答不上来，那就可能丢脸砸饭碗。于是要“备课”。怎么备？他口袋里经常装着金豆，贿赂太监，以便向太监打听皇帝近日都读些什么书，读到哪一页了，等等。这样，他就去准备，等皇帝问到，他就可以流利回答，博得一个好印象。据说当年高士奇在皇帝面前很吃得开。但真正的学人就看不起他，朱彝尊与他同事，就看不上他，结成仇人，受他构陷。近人孟心史说高士奇不得不“养门客以为捉刀人”，许多著作都由门客作成。所以当他“写”成书，求序于同事秦松龄时，秦不答应。那时候，求序而遭拒，是很大的耻事，故而高、秦两人也成了仇人。可见不同路数的读书人，实是很难相处和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