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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事业或文明，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且能在最大的限度上发挥他们各自的潜力。语言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这需要创造者，甚至需要激进的创造者；也需要保守者，甚至需要顽固的保守者。因为有了激进的创造者，语言才能取得最充分的发展；因为有了顽固的保守者，语言的传统才能最大限度地受到保护。 五四时代，也有激进的文字改革者，要求从根本上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这主张在今天看来，有些幼稚。但今人应该理解，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的又是如此悠久与强大的传统文化，若没有点激进的观点，怕是向前走一小步都会困难重重。 创造者有时需要一定的理念作支持，有理念，行为会更自觉。更多的情况，还是从实用或方便出发。记得过去一段时间，菜摊卖菜，都在小黑板上写明价目，一些字生僻，或笔画多不易写，卖菜的师傅就把它们给简化了，如将韭菜的“韭”字，写成“艽”，把“菜”字写成“”。这办法固然与汉字规范相抵触，但细想起来，与许慎的构字方法还有些相通处哩！ 大抵说来，识字的人越多，字的用途越广，其简化的要求与尝试就越强烈、越普遍。 无论创造者、建设者、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应该有充分的情感投入。我知道一些对汉字传统充满情感的人，他们哪怕看到一丁点儿的不规范行为，都会痛心疾首，甚至发雷霆之怒。或有人说，这反应太过激了，但我认为这反应是很可爱的。因为保护一个传统，实在绝非易事。比如梁思成等建筑学家，拼着老命要求保护传统北京的城墙，结果，还不是给拆了吗？现在想来，实在是罪过呀！然而，你就是再悔恨一万年，那北京的城墙也是无法恢复的了。 无论是创新还是保守，都应该有相当的专业准备、艺术准备、理论准备与文化准备。否则可能只是投机与鲁莽。所以，我同情一切对汉字汉语或变革、或创新、或涵育或保守的同仁们，但我更钦佩那些有专长、有见解、有胆识、有准备，又有高超能力的“圈里人”。 又要最激进的创新者，又要最忠诚的保守者，怎么处理这些不同人群的关系呢？关键在于“游戏规则”。好的游戏规则，能为语言的繁荣与发达提供相应的环境；坏的规则就有可能对语言与文字造成严重的伤害。 1949年以后，由专家制定、国家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和第一批简化字方案，都是成功的，经得起历史考验。 这规定实事求是。因为有这规定，很多极好极有价值的匾额、题字、对联等都可以堂而皇之、合情合理地存在了；很多人名用字也可以心安理得又理直气壮地使用了。如“荣宝斋”等处的匾额，没这“法”的保护，它虽然挂着，却不合法，因为那三个字都被简化了。又比如我的一位前辈徐翔先生，他那个“”字也是被简化了的。我们编《百卷本〈中国全史〉》的时候，请徐先生做顾问，遇到困难了，用“迺”字吧，不是简化字规定的，改用“乃”字吧，又不合人情事理。左想右想，办法不多。有的地方用了这个字，有的地方又用了那个字，现在想来，很对不住徐先生。 在目前的研究条件下，我以为有四个语言理念是务当确定的。 这四个理念是：尊重传统；尊重公众意愿；尊重专家意见；尊重公民权利。 第一个理念，尊重传统。传统两个字，字字重千钧。一个传统，来之不易，也许需要几百年的积淀，也许需要几千年的积累，那里边有多少泪，多少血，多少艰苦卓绝与牺牲，都是无可估量的。早几年，我主编《中国经典藏书》，请北京大学的一位专家点评刘知几的《史通》，点评到入情之时，不觉泪下。为什么？因为他感到刘知几写《史通》，下的工夫太大了。这事情令我感动。所谓唯有个中人方知个中事。或说，是个中人，虽千古以往可以心心相通；非个中人，难免碰到鼻子也没感觉。 做文字工作的，首先应敬畏传统。就像我们写文章，为着一个字的使用，或者一句话的调整，可能花费一夜时间。如果一位编辑，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字或这句话给“灭”了，那感觉，真如挨了一脚恶踹似的不舒服。 第二个理念，尊重公众意愿。从历史的宏观考虑，公众的意愿总是对的。当然不是说，一切都要盲从，也不是说只要有了多数人意见，你就照着办吧！但在保护传统的前提下，在尊重和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公众的意愿有其天然的合理性。比如简化汉字这件事，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没有成功。虽然第二次没有成功，但这件事还是应该走下去。毕竟汉字太复杂了，因为它太复杂，不便于推广与使用，它的公众基础必受影响。汉语与汉字终将走向世界，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世界，其公众的含义，以其高端目标而言，就不仅是中国人，而包括全人类了。 第三个理念，尊重专家意见。专家即精英、精英的一种。公众与精英乃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尊重公众必定尊重精英，反之，尊重精英也不能脱离公众。 中国文化传统，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所谓“三尺讲台，无上权威”；也有敬重读书人的传统，所谓“宰相还须读书人”。但与现代文明的要求相比，显然还不够。尊重专家意见，应有立法性程序性保证，从而使专家之专、精英之精转化为社会、全民之福。 第四个理念，尊重公民权利。这里讲的公民权利包括姓名及用字所有权，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还包括语言的使用权、愉悦权与创造权。 先说语言的使用权。所谓使用权即公民可以使用各种语言作为交流、工作与创作的工具。他可以说汉语，也可以说英语；可以说普通话，也可以说地方话。“阿拉”上海人，惯说上海话，或者“阿拉”并非上海人，但喜欢上海话。除去专业性、合法性要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或限制他的说话方式、说话语音等说话权利。 其次说语言的愉悦权。因为语言天生具有审美功能，人类使用语言，不仅意在交流，而且是一种情感享受。为着这种享受，他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可以创造这样的文体与文章，也可以创造那样的文体与文章。例如他可以发明一些唯有他自己或家人才明白的昵称。这些昵称，或许是很高雅的，或许是很通俗的，或许是很国际的，或许是很地方的，或许是人人明白，你用我用他也用的。只要他高兴，他就可以尽情使用，并享受着。 现代文明中，愉悦是一件大事理。没有愉悦，人生将堕入昏暗，变成灰色，灰色的人生不合人的本性，不合文明的本性，也不合语言与文字的本性。 再说创造权利，创造当然不是无边无际、无法无则，这权利必须强调，必须保护。任何公民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理解与爱好，进行语言创造或进行创造性尝试。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你创造了，别人不懂，怎么办？别人不懂仅仅证明你创造的不成功——其实不成功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因为一句话没有创造好，就“不成功，则成仁”了吗？ 在现代世界文学作品中，新的语言语句语体创造内容很多，且有的很别致，有的很奇异。如有的小说的段落，是没有标点的，连中国古来的断句都无，他就是要写成一大片，让你不下工夫，就找不到头绪；有的小说章节，是要隔行读的，不隔行便读不懂，更读不出那文章固有的味道。对于这些，创造者是自豪的，阅读者——至少相当一部分阅读者也是认同的、喜欢的，甚至是有些佩服的。文学家可以如此，普通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摘自《汉语是这样美丽的》，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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