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十分赞同他对于我国大学存在问题的诊断。越来越全、越来越强的指标管理，正在毁灭我们的大学精神。大半个世纪以前，好歹大学还是走在社会的前面；如今，大学正在一步一步沦为权贵和世俗的奴婢。

陈平原教授认为，大学排行榜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为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我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排名和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这里，我补充的一点，就是操作排名的巨大收益。

不久以前，上海某大学以巨幅横额欢迎某著名的大学评估“课题组”，向他们介绍大学评估的具体操作。学校上下之重视和接待“规格”之高、“润资”之丰，都令人叹为观止。接待以后，或者因为这所学校洞察机关了，或者因为这所学校给“课题组”留下了好感，这所大学在这个“课题组”的排名果然上升了几位，成为领导班子琅琅上口的业绩。面对这样的投入产出，底气不足的大学把持不住，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中一家大学评估“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就曾经说过，许多大学邀请他当兼职教授，如果他接受这些邀请，恐怕会属于全国兼职最多的教授了。这看来是实话。设想这家大学评估“课题组”开设一门“大学评估的思路和操作”的公开课程，报名者也一定不少。至于这样的课程没有开设，可能是因为走“应邀介绍”之路，“投入产出比”更加诱人吧。

其实，我国大学的排名，并非始于这些应运而生的大学评估“课题组”，大学评估“课题组”只是量化管理和指标管理体制的衍生物。因为整个体制是从上到下的量化管理和集权审批，所以30多年来，硕士点数目、博士点数目、一级博士点学科数目、院士数目，还有一些我们这样一直在大学教书的人也讲不完全的什么“基地学科”还是“学科基地”的数目，就成为各大学追逐的目标。指挥棒之下，不追逐也难，因为这关系资源分配和发展空间。底气不足的大学寄望大学评估“课题组”，不怎么把大学评估“课题组”放在眼里的大学，看重的则是一级博士点学科数目、院士数目、“学科基地”数目和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目的名次和资助总额的名次。

有些学者“一旦院士，到处兼职”，也是这种土壤的造化。例如因为学术丑闻最近被宣布不再被某大学续聘的某院士，在聘任期间，每年就只到这所学校很短的时间，根本就是行李还没有摊开，就寻思要打道回府。可是这些大学还是乐此不疲，就是因为“门下”院士数目可充业绩，不是撑撑门面那么简单。

科研业绩量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学术刊物细致地分出等级，以论文的等级和篇数计算业绩，业绩与薪酬挂钩。有一所大学对于科研业绩的这种量化管理相当卖力，对于大学评估“课题组”的操作也颇有心得，于是连年自称全国第三第四。在这种制度下，业绩考核不问论文发现和证实了什么现象、回答了或者解决了什么问题，只看论文篇数和论文发表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教授，对这种制度很有意见，但又无可奈何，最后在这种制度压倒一切的规范之下，有时候也只好把一篇论文拆成两篇发表。

在这种制度之下，高“等级”刊物的编辑，成为人们争相邀约的宠儿。事实上，许多大学和其他学术机关，甚至省委市委宣传部，都“明码实价”，宣布在这些高“等级”刊物发表一篇论文，奖励多少多少“大洋”，数额惊人。比起上面说过的大学评估“课题组”成员，这些刊物的编辑被盛情邀请去介绍论文如何在他们刊物发表的次数就更多。毕竟，大学评估“课题组”的结论，并未得到官方的肯定，而论文数量与主要刊物的等级排列，却实际上已经成为“正统”做法的共识。最有意思的场景，出现在众多的学术会议。首先是学术会议的主办方热衷于邀请高“等级”刊物的编辑参加，更加有趣的是这些编辑在学术会议上远比宣读论文发表创见的学者风光，许多人千方百计和他们套近乎，务必混个好感。

遥想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干涉大学课程和学生考核办法，冯友兰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教授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直陈“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冯友兰先生的文字，可以让我们略略感悟什么是大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