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甫连柯有一句名言：“作家是用手思索的，”认为只有不断地写，才能扪触到语言。老舍先生曾对人说，他有得写，没得写，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科研人员也是这样，多写是通往真理殿堂的不二法门。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写作是思维的强化训练。人的大脑有自动编程的功能，但如果长期不得启用，这种功能就会退化。一些心灵启示和思想的火花往往稍纵即逝，须及时加以记载，而这些启示与火花通常又构成一篇论文、一本专著的起源。罗丹说:“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经常写作，可以培养学者的问题意识，提高对社会现象和文献资料的敏感性，从而能够在别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发见奥妙。读而不写，只是学习过程和娱乐过程；只有开始动笔，才算进入研究状态。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个学者，长期不在研究状态，读书再用功、再刻苦，也很难有真正的领悟和启迪，收事半功倍之效。

　　写作能够把一个人的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学识都调动起来，遣上笔端、派上用途，并能够激发学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苹果之父史蒂夫·乔布斯说，“因为好奇和直觉，我对很多东西着迷。”他曾在大学选修书法课，认识了Serif和Sanserif字体，学习变更不同字母组合之间的字间距，明白了活版印刷的伟大之处。他说，“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能对我的生活有何实际的作用，但是，10年后，当我们设计出第一台Macintosh电脑时，我想起了当时学过的东西并将其运用在Mac的设计中。这是第一台能优美排印的电脑。如果我没有旁听那门课程，那么Mac永远也不会拥有各式的字体或是变间距字体。我要说的是，你不能预先串联起一点一滴，惟有你回顾过去，你才会明白那些点点滴滴是如何积少成多的。”显而易见，如果史蒂夫·乔布斯不动手设计电脑，他以前积累的知识再多，也不会派上半点用场。

　　学术研究，说到底，也是一个熟练工种。学者应养成勤写的习惯。

二

　　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学者的产品主要是研究成果，当然，大学教授还负有教书育人的使命。成果主要有两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前者花费的时间相对要少，后者需要的时间往往较长。论文可以选择小些的题目，只要有所发现，就可以动笔，如《何典》主张的那样，“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在没有十分满意的题目时，完全可以写八分满意的题目；在没有找到大题目之前，不妨先写小题目。国学大师黄侃，惜墨如金，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饮酒过度而去世，是年四十九岁，给学术界留下莫大遗憾。而鸿篇巨制，一般适合大些的题目。所谓“十年磨一剑”，就是提倡学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去经营传世之作。但多有人误解或曲解了这句话本意，将其用作劝导学人不能一鸣惊人就不要动笔的根据，真是害人不浅。不确立题目，拟出提纲，而后围绕这个题目不断搜集、整理资料，不停地动笔撰写，集腋成裘，而是毫无目的、漫无边际地光读书、不动笔，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纵是一万年，也不会磨出任何一支剑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开放后，社科院某研究所一研究人员卡片做了两箱，另一研究人员声称做了四箱，两人竞相比耐心，硬是不着一字，被当时不靠谱的所领导树为“十年磨一剑”的典型，但直到相继撒手人寰，依旧一事无成，“他生未卜此生休”了。如果抓住了意义空前的课题，并进入攻关状态，不消说十年，即使花更多的时间，也值。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就花费了近三十年时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仅酝酿、搜集资料就花费了十一年，从1842年开始撰写提要到1859年出版，又经历了十七年。文学创作方面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倾毕生精力写出不朽巨著《红楼梦》；德国诗人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先后写了六十年，直到他八十一岁的晚年才全部脱稿。

三

　　写作是一个学者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著述是学者美德和才干的最好证明，也是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下最重要的标准。学者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我不赞同“述而不作”，除非自己口述，由别人动笔。

　　在质与量的关系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陈景润一篇“1+2”的推导，爱因斯坦的两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都能够奠定他们在科学史中的地位。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量虽然不是成为大家名家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好多大师级的学者，如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熊彼特、哈贝马斯，无不著作等身。或许有人会说，当年科斯就靠两篇有关产权的文章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但这毕竟是个特例，而且，我们还得承认，经济学离自然科学较近。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锺书当时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就定一级研究员。这件事，通常又被拿来作为成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的证据。其实，我想，当时的文学所中人，几乎没有谁不知道写作就是钱锺书的精神生命。改革开放伊始，钱先生出版煌煌140万言的《管锥编》，就是一个证明。假若只有《谈艺录》而没有《管锥编》，钱先生的学术地位无疑要大打折扣。

四

　　学者的权威在于能够拿出成果说话，权威也应该是那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196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大牌教授D．GaleJohnson曾亲口对他说，该大学经济系教师升级的衡量准则，不论发表文章的多少，发表的学报的声望，有无博士学位和名衔，等等，单论研究成就，而一个人研究成就的大小，全看弗里德曼等大师如何表态。文学家蒋寅也曾说，“文革”前社科院文学所只评过一次职称，其过程“就是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何

　　其芳对钱锺书说:你是一级研究员。钱锺书点点头。何其芳又对某某人说:你是二级研究员。某某人说，知道了。”这就是学术权威的地位与影响。权威是靠著述树立的，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对同行的科研能力与水平了如指掌，并做出最公允的评价，也因此能使人信服。

　　事非经过不知难。写不出东西的人，最好不要对学术界的情况说长道短。例如，有的学者，抱怨现在创新性成果少，学术研究水平低下，云云。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如果是学术圈外的人士说这样的话，或者是海外学术界里人这样评价国内的学术研究，我都无话可说。而如你本身也是一名学术界的从业人员，依愚见，对这样的话题，最好的态度是三缄其口。因为国内学术研究水平低，你作为一个当事人，也有脱不了的干系。还有的学者，只要一开口，不是说张三的著作水平差，就是讲李四的论文档次低。发这样的议论，固然有嫉妒的因素在内，但也有由于自己不写，不知做学问之甘苦的成分，因为我留心过，凡是喜欢对别人的成就说三道四，以贬低他人为人生主要乐趣的，多是自己写不出东西的人，而那些经常出成果的学者，也总能对他人的劳动予以足够的尊重。其实，最能证明别人不行自己行的，不是说，而是写，即拿出比别人更好更多的成果来。否则，如果有人问，别人都平庸，你的不平庸在哪里？张三、李四写的都不好，你的精品又在何方？你就不好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