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高中学历，以蹬三轮车为生。由于二十年来坚持自学古文字学并在该领域达到了相当水平，被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教授慧眼识中。不久前，他以“非主流”的方式成为复旦大学2009级新科博士。

　　破格录取蔡伟，是复旦百年校史上的首例。首先由包括裘先生在内的三名专家联合推荐，再经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核。整个过程人性而科学，一个高等学府所应有的开放气度和严谨态度可见一斑。蔡元培不拘一格提拔未考取大学的梁漱溟任教北大，胡适聘请只有高小学历的沈从文执教上海公学，古今佳话连成一脉，不禁使我们重新品咂起“大学之大”的深意。

　　从蔡伟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从裘先生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伯乐的故事。但换一个角度，这个故事里又透漏出一丝隐忧。仰仗伯乐慧眼识才，蔡伟由“草根学者”晋升主流学术圈，进入一个实际以大学群体为依托的学术平台。这几乎是他继续治学的唯一道路，因为无论是从民众意识还是从社会构架上讲，这个依托于大学的学术平台几乎就等于学术界本身，而在其中获得身份认证的人才能与“知识分子”或“学者”的角色相重合。

　　试想，如果蔡伟不是幸运地走上了这条坦途，他的治学前景如何?他能否有机会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见解?大批知名教授、副教授、博后、博士的文章尚在排队，社科期刊的编者能否有足够耐心去聆听一个连本科学历都不具备的作者?他能否有机会与领域内的一流学者充分交流、公开探讨，并参与最高级别的研讨会、论坛、学术沙龙?他能否有机会获得资助出版自己的著述，成果的分量会不会被低学历所抹杀?他又如何分享那些以半封闭形式流动在大学和大学之间学术资源?

　　中国近代开始的大学教育，无论在对人才的培养还是对社会的推动上都功业千秋。进入大学的资格审查——高考，也是现有条件下能最大限度保障公平择优的办法。但高考本身并不完美，人才上的遗珠之憾肯定是有的。蔡伟正是由于偏科严重才在高考中败北，从而错失了以正统方式进入学界的第一个搭扣，从此徘徊在学院之外。当他兜转绕行20年再回到学院的时候，我们不禁叹息于单一的人才选拔方式与人才培养模式所带来的遗憾。

　　大学应该丰富学术资源，而不是垄断学术资源;学历应该是才华的附属标识而不应与它本末倒置。蔡伟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很多人和他(蔡伟)一样，他就是遇见了能看上他的人了。”一句百姓语言道出社会现实。愿我们的学界不要遗漏那些遍布民间的、没有任何头衔的学者，愿我们的社会能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也愿“三轮车夫成为复旦博士”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次幸运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