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听说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壮丽结局：当着古罗马大兵的军刀，继续旁若无人地研究几何学，直到蛮野的大兵手起刀落；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为了探究心爱的侦探术，被炸裂的试管弄伤手臂乃是家常便饭，只要有必要，他还会像欣赏鲜花那样去嗅闻死者的嘴唇；好莱坞大片《怒海争锋》里有一位以达尔文为原型的科学家，两舰交火、流矢雨集、怒浪滔天之时，他浑然忘我，独自坐在舰尾一艘小舢板上，摩挲着刚刚收集来的珍奇海洋物种；二战期间留学德国哥廷根的季羡林，在一次盟军空袭之后，被眼前一幕深深震惊：在硝烟充斥、险象环生的街上，蜚声国际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老教授，正弯着腰实地研究炸弹气流是如何摧毁一段矮墙的，他显然把整座危城视为天造地设的绝妙实验室了；倚在沙发上读着《太平广记》的钱钟书，被两则笔记里接连提到的古铜镜一破为二的说法弄得疑心大炽，遂拿起家里“旧藏古镜十数枚”、玩兴十足地把它们“一一掷诸地”，以便核实古书的说法是否可信。结果大出意外，这些镜子“了无损裂”。

　　这些拉杂举来的例子，并非为了赞颂勇敢或视死如归，若把焦点集中于此，上述例子会显得不伦不类。其实，这里的关键词乃是大学者的求真务实精神，在这个层面，书斋里的钻研与炮火中的考察，具有相似的宁静，书页沙沙的翻动与海上凶险的惊涛，属于同一种天籁。我们不应为了获得一点英雄气概的熏陶，而强分高下。我举钱钟书摔铜镜为例，只是取其可感的行为特征而已，一部《管锥编》，你若定睛看去，在典雅文言和机智表述的背后，类似大船的龙骨部位，作者旺盛的怀疑心、求知欲和笔墨之才，足以把该书的每一章，搅出知识和见解的巨浪。

　　胡适引用过宋儒张载的语录：“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话说来容易，做来谈何容易。实际上，这是一杆为大学者定制的标尺，最能测出学者成色。实践这个教诲，位居首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认识或觉悟，而是一种近乎天赐的绝顶性情。你有此一味性情，则无需张载见教，也能日有寸进；若天性中缺少这份怀疑基因（世人大抵如此），哪怕把张载的话悬诸中堂，置诸座右，日日吟诵，时时自励，也不过是一种作秀。

　　钱钟书的态度是，对于尚存一息疑窦的论断，哪怕前人早已有所料理，他依旧以所谓“吾尚未甘傭耳赁目”——这话翻译一下，就是北岛名句“我不相信”的婉约版——的态度，疑字当头，重新审定。钱钟书的疑心常常像一辆推土机，隆隆辗过、深耕细翻现成结论，致使一部《管锥编》几乎成了翻案文章大本营。作者不甘“傭耳赁目”，作为读者，也就在智性上获得了最大酬报，耳目不时得以一新。比如说到《论衡》的作者王充，我们从中学教科书里耳熟能详的结论是，他是东汉一位杰出的无神论思想家，而钱钟书通过对当时一部残稿《桓子新论》的分析刺探，抽丝剥笋之后，竟然得出一个有趣结论：“（王）充虽勿信神仙，而甚信妖怪，其《论死》、《纪妖》、《订鬼》诸篇所持无鬼论，亦即有妖精论。”

　　善于怀疑者，必能洞悉疑惑世界的种种奥妙，以使自己疑于所当疑，止于所当止。大学者的疑问，亦如太阿名剑，锋刃所指，当能斩断三千愚丝，斩获一寸新知。故善疑与多疑，不可混为一谈，后者不仅谈不上学者风范，说不定还会沦为一种病态人格。此中分寸，除了取决于性情，还体现在读书方法上。钱钟书引用过培根关于阅读的名言：“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与世人只是把培根语录视为励志格言不同，追求全面邃密的钱钟书另持异议，他评论道：“（培根）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这段培根见解的升级版，亦不妨视为钱钟书的夫子自道。那些动辄引用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家伙，恐当有所羞惭。“阔略不拘”若不能与“精细不苟”比翼双飞，不过是一种不得要领的伪名士习气而已，奚足矜夸。

　　在质疑屈原名作《天问》时，钱钟书归纳了各种“问”，包括“不识而问，不解而问，不信而问，明知而尚故问”等等，实际上，钱钟书的质疑问难，岂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