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庆上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而引发的“新读书无用论”的激辩尚未消停，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文化界又将读书置换进国际大环境，呼吁阅读是提升民族素质之精要。诚然，这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读书”，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倘若国人对读书之于自身的意义尚存疑义，又如何寄希望于以读书改变民族命运？

    2008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图书阅读率已从1999年的60.4%下降至2007年的34%。2007年，我国人均购书量不足5本，且其中八成是课本教材。国人读书量的连年下滑已成不争的事实，但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在哪里？

    网络阅读率的逐年攀升，否定了现代生活的紧张使民众“无暇阅读”的假定；新媒体的兴起对大众关注点的分散，以及出版物质量的良莠不齐亦只能是“外因”。究其根本，或许仍在我们读书目的的扭曲——“功利性阅读”。

    早在上世纪初就有学者斥责功利性阅读，“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在功利心的主导下，读书并非因为“开卷有益”，而是汲汲于“经世致用”，为稻粱谋。如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读了书仍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及其家长转而投身“读书无用”的偏激思潮中似乎便不难理解了。

    与几十年前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相比，如今生发的“新读书无用论”同样令人心生寒意。读书究竟有何用？

    “学而优则仕”是不少中国文人自古抱定的信念，读书不仅为“修身”、“齐家”，更为了“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的产生与我国古代的文人治国理念紧密相关。科举制度在堕入八股沉疴之前，的确起着鼓励人读书的重要作用，然而也给不少人的“读书”压上了功利的重担。

    受着“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鼓舞，我们的老师才会没收学生的“闲书”。相比于沉重的课业，我们倡导的读书是有界限的——仅限于教科书与教辅书。然而正是这种读书模式抹杀了人们真正的阅读兴趣，造就了功利性阅读与碎片化阅读。学生时代，我们从课本中读到的大部分是原著的片段一隅；而到了需要独立做学问、搞研究时，也只是习惯性地搜索出最为“切题”的碎片加以引用。如此循环往复，阅读只能沦为“谋利禄”的工具而失其真味。

    “腹有诗书气自华”，学富五车不是为了谈话时引经据典卖弄才学，也不是为了换得一纸文凭作利禄捷径，而是看重其对个人心灵的陶冶，如朱熹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书籍是一泓浸润人心的清泉，唯有潺潺不绝方能给人以精神的动力与养料，使人心胸豁达、目光高远，成为一个丰富的人。

    剔除阅读背后的杂念，使读书成为一种心灵的需要、精神的渴求。五柳先生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行虽未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