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和应用研究

　　什么叫“应用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七册的第一部分，即杨善群主编的《拓展借鉴》。这里面，政治统御、商业竞争、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外交艺术、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卫生医疗、体育竞技、积极人生，真是应有尽有。但当今所谓“应用”，主要还是赚钱。兵法可以赚钱，以前想不到。现在读《孙子》，这是主流。

　　现在的读者，圈子比以前大，军人以外的读者，数量激增。现在不打仗，但他们比军人还讲用。特别是商人，特别是一般民众。《孙子》普及，大家都来读，当然是好事，但糟糕的是，它被滥用。大家放着原书不读，光讲用，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股市搏击大全，情场决胜指南，简直成了狗皮膏药、万金油。大家都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像林彪说的。那劲头就像古人说的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我不喜欢这一套。这是军人读《孙子》的现代变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商场如战场，大家挂在嘴边，常说。用《孙子兵法》做买卖、管员工，很时髦。1984年，有三个中国人，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他们合编了一本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说，用《孙子兵法》讲企业管理，这在我国是头一部。但在日本，这类学问早有，上世纪50年代就有。

　　我记得，十五年前，有个日本商人，叫服部千春，来中国宣传他的研究。《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头两次会议，第一届（山东惠民，1989年）和第二届（北京，1990年），他出过钱，领导接见合影，他总是站在中间。据说，他的员工，每天上班，先要背《孙子兵法》。第一次会在山东。山东特产是圣人。他到山东，先拜孔子，再拜孙子。孙子的老家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在抢。他是在惠民拜孙子。会上，主持人说，我们听说，您是靠《孙子兵法》赚的钱，您能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用《孙子兵法》赚的钱吗？他说，对不起，这是商业秘密，不能讲。

　　日本尚武。二次大战，日本战败，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把武士精神用在商业上，是再自然不过。日本最早提倡这类研究的人，很多都是前“日本鬼子”。大桥武夫是前陆军中佐和东部军的参谋，武冈淳彦是前陆军中将。他们都是放下屠刀，马上赚钱。这种活学活用很可笑，但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也无仗可打。改革开放，我们也是全民经商，做买卖的风气很浓。老板办班，《孙子兵法》是热门话题。有人起哄，说什么全世界都在学《孙子》，这是潮流，《孙子》出在咱们中国，但“《孙子》学”在人家日本，日本已经抢在前头了，欧美也在跟着学，咱们不学，那可就晚了……

　　《孙子》热，除经商本身，还有个热点，是阴谋诡计。这个热点和前者也有关。很多人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搁一块儿读，书摊和电视都跟着炒。有一次，给老板上课（北京大学哲学系安排的），我讲半天，他们坐不住，问我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我说，什么是正题？他们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我说，一个两千年前，一个两千年后，没什么关系，“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顺手牵羊”、“浑水摸鱼”、“偷梁换柱”、“指桑骂槐”，这些还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

　　这是现在的风气。

　　大家说，《孙子》有用，有大用，背景是什么？我看，主要是受两大神话启发。

　　一大神话是，美国是靠《孙子兵法》打胜仗。美国打胜仗，不是韩战，不是越战，而是两次伊拉克战争。我在《读〈剑桥战争史〉》中讲过，这是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我们的电影，经常绘声绘色，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如西洋女爱中国郎，惨遭拒绝，对方问为什么？他说，你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感情。还有演日本人，也是替他们忏悔，替他们谢罪，替他们自己骂自己，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不是瞎掰？人家美国打胜仗，道理很简单，主要还是靠国力军力高科技，石头砸鸡蛋。人手一本读《孙子》，乃子虚乌有，全是咱们自欺欺人编出来的。

　　还有一大神话，日本是靠《孙子兵法》发的财。这也是胡说八道。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无仗可打，美国也不让它打，英雄无用武之地，武士精神，只能用来做买卖，他们扎堆抱团的团队精神、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还有模仿家长制，把老板当爸爸的管理学，都是来自日本文化，而非《孙子兵法》。欧美发财是靠抢亚非拉，日本发财是靠打中国。就算起死回生，日本的起飞是新一轮，那也是靠美国，韩战越战，发战争财。亚洲四小龙，是靠孔子发的财，这是神话；靠孙子发的财，也是神话。我国讲《孙子兵法》与企业文化，什么都挂上《孙子兵法》，风从日本来。

　　电视上，做买卖的喜欢说，我是儒商。我是山西人。晋商，钱庄、票号、国际贸易，很有名。大家说，这就是儒商。宋以来，有泛儒主义，什么都爱挂个儒字，将有儒将、医有儒医。所谓儒将、儒医，毫无标准，儒只是包装。中国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搞技术的、做买卖的，贴上个儒字，马上显得很有文化，很有道德。

　　上述应用研究，打《孙子》旗号，颇有类似性。

　　它让我想起了关老爷（见图）。

关老爷

　　中国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该谁当，本来有很多人选，太公、孙子、诸葛亮，哪个都比他合适，但宋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不知是哪股邪乎劲儿，大家非把文武皆非一流的关老爷拖出来，前面搁本书，后面戳把刀，让周仓替他拄着，“赤面秉赤心，青灯观青史”，烟熏火燎，受大家朝拜。北宋宣和年间，他还是配祀太公，靠边站。明万历年间，才当关圣帝君，让三大忠臣陆秀夫、张世杰、岳飞陪着，坐中间。清朝，更有意思，那些本来是忠臣应该死磕的敌人，反比忠臣更尊崇关老爷，满族灭明就是求他保佑。说书的一张嘴，体现的是人民的力量。皇上也拗不过民意，居然让他当了武圣人。

　　宋以来，中国最缺的就是文不贪财、武不怕死。关老爷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想象的空白），因而成了道德化身。他老人家，真是什么都管，特别是升官发财和江湖义气。解州的关帝庙，隋代就有，天下第一关庙。有人说，关公文化是俺们山西人的发明，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买卖，到处有会馆，各地的关庙，就是他们的连锁店。但人家南方，也不含糊。传统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鬼子来了，屁股变成头。清末民初，东南沿海，既是西方奴化教育影响最深的地方，也是庸俗国粹的保留地和集散地。南方出去的老华侨，特好这口（包括武侠文化和其他拜拜），发财的冲动也是后来居上。港台、唐人街是介绍这类国粹的窗口，托他们的福，关老爷竟走向全世界。关公崇拜，商人、帮会、老百姓，是基本群众。对老百姓来说，孔亲老亲不如关老爷亲。

　　迷信的本质是自欺欺人。《孙子》的应用研究，就是要把《孙子》搞成关公文化，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我劝大家，别舍书不读，拿它当狗皮膏药、万金油。

《孙子兵法》和哲学研究

　　《孙子》为什么会变成狗皮膏药、万金油，我一直在琢磨，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上面说的原凶，急于求用的各种理由，还有一点，恐怕不容忽视。

　　打仗，不光是体力活，还靠脑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懂哲学。兵法里面也有哲学，很深奥的哲学。哲学是什么？是从所有知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东西，奶皮子一样浮在上面的东西，哪一行都不沾，哪一行都能管。《孙子》很有哲理，比其他兵法更有哲理，特别是在行为学上，有很深的理解。但任何哲理，离开它所依托的各种实际知识，讲滥了，讲玄了，就是狗皮膏药、万金油。

　　历史上，文人读《孙子》，寻章摘句，多停留于字面，思想深度不够。近代不一样，文人改攻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很多人都注意到，它很有哲理。从前，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不收《孙子》，现在大家都承认，兵法和哲学有很大关系。其实，《战争论》也和哲学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可以开掘的东西很多。我在以后各讲还要讲，这里不再嗦。

　　文史哲，和应用科学不一样，特点就是没用。不但没用，还经常抹杀可行性，像老子说的，“无之以为用”，要的就是没用，或拿没用当用（《老子》第十一章）。《红楼梦》有什么用？指导搞恋爱吗？《儒林外史》有什么用？搞教育改革吗？史学家讲“以史为鉴”，但天下没有后悔药，就是引为教训的东西，也未必可以照搬照用。哲学更是不中用的东西。

　　现在的《孙子》热，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并不如烟。“文革”时期，我在内蒙插队那阵儿（1968-1970年），有本小红书，是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所有人都学。当时有个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到处搞讲用的小高潮。炼钢炼铁种庄稼，什么都靠哲学。徐寅生的讲用最有名，他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打乒乓球，说得头头是道。中国得了世界冠军，不能不服。我们在农村也学，干什么都说是哲学指导。白天累个贼死，晚上还组织学习。煤油灯下，一屋子的烟，老贫农最爱瞎扯。他们学哲学，能学什么？不是种庄稼，就是喂牲口，越讲越乱。我在大队小学教书，那边安电灯，有人又来劲儿，居然大讲，如何用“两论”安电灯。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种田，为什么不用农业科学指导？安电灯，为什么不买电工手册？

　　我的看法是，《孙子》是高屋建瓴，层次高，很有哲学味道。但越是层次高的东西才越不能乱用。登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下楼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朝下走。你要把理论付诸实用，就得从理论的百尺高楼，慢慢走下来。着急，嫌累，没电梯，千万别打开窗户，一头扎下来。任何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兵书虽讲实用，也不能从最抽象的谋略一下子就跳到具体的实战，中间要有实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撑，没有这些环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危险。现在的拓广也一样，必须有层次转换。没有层次转换，什么都玩兵法，太危险。

　　中国的军事传统是重谋轻技，照搬兵书，危害尤大。

　　赵括的错误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而只是误用书本的人。读书人可能误用书本，不读书的人也会误用书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是相互配合。读书人带着不读书的什么都扯上一个用字，借这个用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胡说的和能胡干的结合起来，危害最大。

　　古人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好兵书不一定是最能打仗的人写出来的，最能打仗的人也未必写兵书，写出来也不一定精彩。很多人都分不清书和用的关系。

　　我的基本想法是，读书，就是老老实实读书，先把书原原本本读好，再谈用。如果急得不行，也可以不读书。不一定什么都得“拿书来”，什么都得安上几句书本上的话。

毛泽东与《孙子兵法》

　　《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

　　《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

　　在哈特的序言中，我们注意到，他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们要知道，《孙子》的大出其名，还是乘时而起，乘势而起，它和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分不开。《孙子》是沾毛泽东的光，但毛泽东，重实践，他并没把《孙子》当回事。

　　西方重视《孙子》是因为毛泽东。

　　还是那句话，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抗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兵败如山倒。韩战、越战，美国吃了亏，后面也是毛泽东。毛泽东出名，《孙子》也出名。

　　军人最虚心，最佩服对手，不像文人，白衣秀士王伦。谁厉害，他就学谁。

　　毛泽东，本来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介书生，没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用兵如神，没得说。过去在美国，我读过一本《毛泽东兵法》，台湾人写的，作者、出版社和出版年月，我已经记不清了。作者说，不管政治观点如何，海峡两岸都承认，毛泽东是大军事家。他特别提到毛的一句名言：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

　　毛泽东重实践，轻书本，反对本本主义，说杀猪都比读书难，但他不是不读书，也不是像很多古代名将那样不写书。

　　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主要是六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合编单行本有17国译文。

　　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军事家，带兵打仗行，但写兵书的少。毛泽东，不但会用兵，还会谈兵，难怪西方重视他。我记得，李宗仁回来，问毛泽东，我们正规学军事的打不过泥腿子，为什么？你是不是靠《孙子兵法》打仗？他不承认（记忆如此，未经核对）。

　　毛泽东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什么关系？学者做过考证。井冈山时期，五次反围剿，前四次，都赢了，让毛泽东大出其名，但王明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非常看不起这个“土包子”，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他横加批判，罪名是，他思想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靠《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和《三国演义》打仗。毛是湖南人，曾国藩、胡林翼，他当然熟悉。《三国演义》，他也爱读。但《孙子兵法》，他不承认。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现在有人去查，他早年还是接触过一点。证据是，第一，他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说，“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第二，他在湖南一师听袁仲谦讲魏源的《孙子集注》，记过笔记，笔记中说，“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

　　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看来早年还是读过一点，只不过没有仔细读，印象不深，他说没读，也不算大错。但1936年，他在延安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情况不一样。当时，他急需参考书，曾派叶剑英到白区买书，里面就有《孙子兵法》。这本书多次提到《孙子兵法》。他最欣赏的，还是年轻时从郑观应那里听来的话，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解放后，他给人题字，也爱写这两句话。毛泽东读《孙子》，读的是哪个本子，哪一家注，不清楚，但我从他的诗分析，他读的可能是赵注《孙子》。毛泽东有一首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其中有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追穷寇”，来自《孙子·军争》，各家的本子都是作“穷寇勿迫”，只有赵注本作“穷寇勿追”。

　　毛泽东兵法，除了战法，还有心法。他的诗，里面就有心法。我读中学时，香港出过一本书。作者的名字，我忘了。他说，毛泽东最喜欢杜牧的《题乌江亭》，经常给人写这首诗。我记得，章士钊说，他的“友人”能成大事，就是符合这首诗（大概在《柳文指要》里，记忆如此，未经核对）。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包羞忍耻”是忍，“卷土重来”是狠。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老百姓的兵法。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

　　毛泽东并不迷信《孙子》，但他让《孙子》大出其名。

　　（摘自《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出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