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这个词与围绕它的一切，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个人，实在是太敏感了。它很容易就会触动一些往事，引起好些回忆……

被耽误的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大学毕业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中国的博士断层代。前面是树木参天的高原，后面是芳草萋萋的佳境，我们这一块却只是一片贫瘠不毛的赤地，没有养汁丰润的博士这个品种。

　　且先说我们前面。那是建国初期被称为老知识分子的一辈人。他们以前都有过国外的学历，在当时的政治高温中，在不断的脱胎换骨的折腾、运动中，他们像刘备种菜园子那样，常自卑地说，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沉重的包袱”，不像我们这批“在红旗下长大的小青年这么幸福”。其实，真正在心理上处于心仪羡慕状态的却是我们。我们仰视他们的学识、才华、成就以及与此有关的学术职称、社会地位，当然免不了还有工资级别等等。后来才知道，我辈特别尊崇、敬重的钱钟书、李健吾、卞之琳、杨绛，没有一个是拥有博士头衔的。当然，在人文学界，拥有博士头衔的确有德高望重的大家，如朱光潜、冯至。但也不乏业绩平平、并不令人折服的人物，不过这种人物往往格外具有学术威严与学术架势，令人见而生畏。而这种居高气势，当然与其头上的博士光环有关，那是我辈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

　　后来若干年，又不断在老一辈中发现了好些博士，当然都是洋博士。其中有些人，我辈原先只知道他们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官方荣誉与政治地位的人物，而不知道他们也曾经获得过某个学科的博士学位，更没有听说过他们在原本那个学科里有何建树，有何论著立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投笔从戎，鲁迅从学医到学文之类的改行可传为美谈，将攻读博士学位的那种钻研劲转用在入世之道，将精妙的博士思维转化为政治社会智慧，岂不也是大大的佳话?博士终归是博士，挥戈他向，哪怕是进入陌生的领域，也必定会先声夺人。不过我辈年轻的时候，也眼见过老一辈中学术业绩平平的博士如何以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同辈中学术业绩卓越昭彰的非博士。

　　至于在我们之后的一代人，应该说是幸运的一代，正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他们大学期间没有碰见过政治运动与上山下乡之类的事，得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学业，而后又遇上研究生学制建立、出国留学成为潮流这两大机遇。于是，没有几年，在这一代人中就大批大批涌现出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洋博士，其势其量如喷涌的泉水，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久，又喜逢“培养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这一巨大内需的大力拉动，高级学术职称、高级学术职务无不虚席以待，学科中博士当家的新世纪也就降临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前后两大板块，前与后两个方面的茂密繁盛鲜明地对照出中间我们这一片的荒芜不毛。实际上，这一代人刚脱掉“年轻人”的帽子，当上“成年人”没有几年，就发觉已经直面着退休这个社会人生的最后一站了。还没有完全到站，有关职能部门就赶紧给你办退休手续了。不难理解，处于这种境况的我们这一辈人，就难免心理不平衡，难免有些感慨万千了，而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这样一句常听到的话里：“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

廖化充先锋

柳鸣九

　　在学科有长足发展的这个时期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代人在原本欠缺的学位头衔方面，却得到另一种形式的“补偿”。这种“补偿”是随20世纪70年代末硕士生学制的恢复与80年代中博士生学制的建立而来的。从70年代末开始，在本学科中“挑大梁”的我们这一代“科研骨干”，就陆续取得了硕士生导师与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没有读过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的人成了“硕导”、“博导”，在老科班出身的人看来，这似乎有点“廖化充先锋”的味道，的确可谓对这一代人意想不到的补偿。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学科中都拥有众多享有高声誉的著名学者，因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成立了研究生院，各个研究所则担负了各学科各个系的功能。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当时在全国范围里是遥遥领先的，它所招收的研究生均为“文化大革命”前就完成了大学学业并经历过专业工作实践与政治磨练长达十年之久的新一代精英，且人数之众颇成阵势。仅我所在的法国文学专业，1978年就招收了将近二十人，正式任命的导师有三人，李健吾、罗大冈与我。他们二位是我的师辈，与他们同为“导师”，当时实为我的荣幸。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是“年轻人”，所以责无旁贷地把几乎全部具体的工作都承担了起来，十几个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由三个导师平均分担。

　　而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们这个专业再没有招收过硕士研究生，在全国范围里，社科院在这个学科上曾经大大领先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我的“教书生涯”也就到此告终。

　　记得好像是1984年，国内开始建立博士生学制。我们这一代人的师长辈最早成为了博士导师。根据规定，只有研究员才能当“博导”，因此，我们这一批“小字辈”起初就被拒在“博导”队伍之外。

　　但长老们都早已谢绝身外杂务，而培养博士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吧，于是在1985年左右，“博导”的尺度放宽了，原来业绩比较突出的老副研，只要提出申请，通过高教系统一个最高的资格审议委员会的批准，即可成为“博导”。在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里，小字辈的副研究员共有五人，都是吃大锅饭同上同下的“批发货”，都是建国后本学科中最先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因此在所长的推动与带领下，“批发货”副研都提出了申请。唯独有一人自以为有几本论著垫底，可以来一点“矜持思维”：眼看提升研究员一事不出一年即定可解决，到时自然成为“博导”，何必提前一年半载劳神费力去申请?

　　“批发货”的问题自有它好解决之处，任何挑剔的委员会恐怕都不便于拒绝一锅大锅饭，因此，除了那个自作聪明、故作矜持、没有提出申请的傻瓜外，上述提出申请的四位都非常顺利地被批准为“博导”。而我呢，由于聪明误而掉了队。

　　第二年，在意料之中的是，我们这一批副研的提升问题顺利解决了，意料之外的却是：根据高教部门的新规定，凡研究员、教授要当“博导”，也必须经过申请、审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意味着研究员、教授的高级职称一旦向“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一代人”正式开放，这一高级职称也就马上贬值了。现在，在学术的“流通领域”里又出现了一种面值更高的“货币”：博导。“博导”这一头衔，其“含金量”眼见着在上涨，因为与此相关的待遇、法权、地位、身份很快就成龙配套地跟上去了，如到外地开学术会议，在差旅标准与住宿标准上，“博导”就要高于一般教授、研究员。

　　在这种现实面前，你不可能不得出经验教训：在中国，随大流、不独行总是安全保险的；赶班车，务必见车就上，迟一班不如早一班。而对于自己的处境，我本来以为大学毕业后，除了那场浩劫白白浪费了10年光阴之外，一直艰辛地爬了20年学术楼梯，总算在学科里做了几件有声有响的事，书也出版了那么几本，自认为一旦解决了提升研究员问题，就可算爬到了这个楼梯的最高一级了。没有想到，学术楼梯长高了，又多出了一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你还得爬。

第一匙闭门羹

　　大概过了不到两年，根据任何人都必须申请的新规定，高教系统的最高委员会第一次审批“博导”了。研究所的头头动员我申请，因为本学科再添一个“博导”就可以成立一个分支学科的博士点了，而一个单位有了博士点，身价当然就大不相同。至于我本人，既然对“博导”的价值已刮目相看，当然就不会再愚蠢到故作矜持，何况，此道并不难，举步之劳、一登而就而已。以这种狂傲的心态，怀着绝对的自信与自得，我静待佳音的来到。

　　但是，评议审批的结果令人们大感意外：所有的申报者都被批准为“博导”，唯独被学界公认为“著述成果最多最硬”、应予批准的那位先生却被否决了。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这岂不是有点荒诞?简直叫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如此的“学术处决”竟然也会发生。

　　但既然已成为了人们议论纷纷的一个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不透风的墙，这一类委员会的纪律总不会比党的铁的纪律更严吧。不久总算搞清楚了处决我的委员会是由哪些人士组成的，其中有一半人都并非外国文学界的学者、专家，而是属于另一个学界的。另外倒有两三个是本学界的专家、学者，但一听名字就足以叫人“冷了半截”。

　　学术资格评审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绝不会因为与文化学术有关，就特别纯净，特别温文尔雅，其中也少不了险恶、灰黑、阴暗、卑劣、污浊、刻损以及苦涩、辛酸，但其表现形式倒可能是文质彬彬的。我不知道自己被“处决”时碰见了些什么，没有碰见些什么。我没有听说评议会上出现过恶言损语，但听说会下确有不止一人在“上串下联”，进行“立场协调”，似是一次颇有默契的无声无息的“处决”。我自己也曾在这种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待过，有经验，也有所见所闻。在讨论时，你可以对被评审对象不置一词，甚至还可以不轻不重地讲一两句肯定的话，但在投票时，你不在他的名字上画圈，他就等于吃了你致命的一掌；如果有那么几个委员已经协调了立场，达成了默契，并照此办理，那人就死定了，毫无伤痕地死定了……

第二匙与第三匙

　　在风风雨雨中忙忙碌碌又过了两年，时至1990年，第二次审批“博导”了，我第二次提出申请。对于本单位的领导来说，是受“博士点”的情结所驱使，故大力动员我再次申请；对我自己来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博导”毕竟是一顶有含金量的帽子。

　　第二次评审结果出来了，又使人大感意外，此人又一次被“否”了。有消息说，这次评审“博导”很强调政治标准，有的事“属于一般问题”，可以“既往不咎，不算数”，但有的事“还是要算的”。风浪过处，记忆犹新，有此讲究势在必然。看来的确如此，因为，听说同时未获批准的另一位教授，其资格、劳绩、名声的“过硬程度”也是得到公认的，但谁都知道他也曾有过“要算数的事”。我宁愿相信这就是自己被否决的真正的原由，而不归咎于某些委员的“不公正”。我欣然接受了这次处决，毫无异议，就像阿Q那样画了个圆圈。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责任，付出了代价，我无怨无悔，敢做敢当!

　　又过了几年，到了1994年，我又第三次递上了申请。

　　这时，社科院负责科研组织的领导机构却推出了一个“创举”：规定申报参加“博导”评选的研究员，一律不得超过60岁。此项规定的理由当然是正当而又充足的：首先是一大批“黄埔一期”的硕士研究生纷纷提升为“博导”。这一辈人确实可谓“生逢其时”。当然，此项措施，也有那么一点副作用：正当社科院在“博导”的年龄上做出严格限制时，不止一个重点高等院校却充分利用了自主审批权，不规定年龄限制而提升了相当一批六十多岁甚至65岁上下的“博导”。“博导”一成军，博士生培养点就一个个随之而生了。倒是原来在研究生培养上居于领先地位的社科院，很快就因“博导”数量不够，而被迫砍去了好几个博士点，我所在的学科就是如此，其因果结局似乎可谓“自断其臂”。从此，社科院的研究生培养事业由兴盛而中落，远远落在了高等院校的后面。

　　这项规定对我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规定颁布之日，我已经60岁零3个月了，没有资格再申请当“博导”了。它彻底阻断了我的“博导前程”，给我的漫长的“求博”之路画上了一个终结的句号。被一刀切下来，一了百了。

　　我完全退休之后，学术文化出版界却不断约请我主持一些重大的文化积累性的项目。即使我经常害怕对方走错了“药店”，买错了“品牌”，而主动宣称我“并非博导”，但其势亦无所减。又如，不止一个学界同行告诉我，有好几位有志于法国文学研究的青年，一直在等我招收博士生，他们都想报考……谢谢他们的好意。奈何庙堂不发给博导“营业执照”，何能开张营业?好在现在的年轻人头脑灵活，绝不至于眼见大势已去，还在傻等，我很放心。但对我来说，有他们这两句话就够了，足以慰藉余生。

　　(摘自《这株大树有浓荫——翰林院内外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定价：21.00元。本文有较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