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先生去世的消息，毫不令我意外。他静静地躺在医院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十天前，丁太太打来电话，说这一次恐怕比较“麻烦”。我懂她的意思。多少回，他大难不死，虽有凶险，终于化险为夷。但这次，一直高烧不退，一直昏迷不醒，刚刚退烧，松了一口气，不料又烧了起来。结果实难逆料。

    丁先生和丁太太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从不愿麻烦别人，也从不肯做劳师动众的事情。丁太太说，如果丁先生这次在劫难逃，也不打算开追悼会或向遗体告别。怀念他，就请好其书，好其画，从而想见其人。老朋友，大多已届高龄，大热天往返劳顿，于生者有伤，于死者何益？一动不如一静，或可写一些文字，留下他生活的痕迹，留下一片情谊。至于一群不相干的人，行礼如仪，鞠躬如也，了无意趣。她劝我不要去医院探望，因为探望昏迷不醒的病人已经没有意义。

    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也不过是短暂的过客。谁都会有归去的时辰，即便现在烈火烹油，势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巨大的坟茔，一处高耸的墓碑，甚至营造起宏伟的殿堂，并不能为他的生存再添辉煌。我活过，我做了，我无愧，这就够了。何必管那些身后的哀荣。这是人的睿智，也是经历了曲折人生的彻悟。

    造化弄人，这是一句老话，谁不曾受过命运的播弄？丁聪先生的一生，有太多的事是他万万不曾料到的。

    丁聪出生于画家之家。父亲丁悚是海上名家。丁聪从小喜欢画画，我看到过他四岁时画的一张京剧人物，很惊异于他把握形象的能力。可是，画家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走上绘画的道路。这大概就叫“干一行，怨一行”吧。可是万万不曾料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反倒促成了丁聪的决心。我不知道当他饱尝绘画道路的无尽艰辛之后，是否领悟了父亲用心的之苦，但我确实知道，在他晚年，时时怀念着反对他学画的“老丁”。不过他不曾后悔。他说：“我就是要画！”

    丁聪提着画笔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丁聪提着画笔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战场，丁聪进了被通缉的黑名单，逃亡香港。他当时的漫画直到前些年还被台湾一家报纸整版刊出，编者写道：要知道国民党为何丢掉了大陆，请看丁聪的漫画。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欢天喜地庆祝“解放”，热情洋溢投入新社会的建设时，他忽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就像当年发配宁古塔、充军伊犁，他被发往北大荒，丢下了结婚一年、刚刚生下“小小丁”的太太。他到老也不曾明白凭什么落下来这个罪名，到老也不曾明白怎么可以无根无据随便入人以罪。但是他不曾颓唐。他说：“我还是要画！”

    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回到了北京。他满以为从此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但他很快发现，无形的帽子仍如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他头上。果然，一到“文革”，他又被一顿“横扫”，劳动改造去了。他在“干校”养猪，不再希望这个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新社会”会有根本的改变，以为此生将终老是乡，不再有重操画笔的希望。可他万万不曾料到，竟会有那一声惊雷，那一道电闪，刺破长空。他终于放下了喂猪的料勺，又拿起了画笔。他还是要画，只要一息尚存。

    如果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丁聪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从70年代到本世纪初，就是丁聪第二个创作高峰。中间数十年的磨难，使他曾经追求过的梦想幻灭，但成就了他对社会更为深沉浑厚的理解与剖析。这或许可说是造化那一点残酷的公正。但这公正却不是人人都可领有，得到的人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

    丁聪是厚道人，他的画笔虽然犀利，但待人却万分仁厚。丁聪是和气人，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但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感兴趣，催他赶快交代此人“坏”在哪里。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年，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家中。此事若非丁太太谈及，谁也不会知道。人的骨气，人的品性，时穷乃见。就在鼓励告密的时代，他也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丁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最遗憾也最痛苦的，是他已无法作画。常坐轮椅，反应也不如先前敏捷，但他谦和仁厚风趣之性不改。今年春节前我和妻子去看他，他始终含着笑意。别后，丁太太问他，刚才来的那位女士是谁？他脱口道：“陈家长”。丁太太既是他认可的“家长”，那么我的妻子自然是“陈家长”了。春节后我去看他，他依旧是笑意盈盈。丁太太问他是否认识我。他用上海话回答说：“假使我勿认得伊，格末还认得啥人。”听到这话，我万分受用。每次见到他，都能感觉他拳拳的情意，也总是叹息自己的无力，既不能纾解他的病痛，也不能给他什么宽慰，只能从心底为他祝福，期望好人平安。幸好我同他合作的全部作品四卷五册，已在他生前结集印出，书名都是他亲笔题写。开作品研讨会的那天，丁先生大病之后，仍兴致不减为每位到会的朋友在书上签名。遗憾的是书已出版三年，稿酬分文未付。合同俱在，出版社的爽约令我无颜面对常年卧病的丁聪先生。丁聪先生的去世，使我背负了沉重的、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

    丁先生就这样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就是这平淡，才显出了隽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活在亲人们、朋友们、读者们的心底，才是真寿者。

    古人称德劭之人离世为鹤驾西归。借此美好愿望，妄撰一偈以送丁公：

    来也无迹，去也无踪。白云苍狗，秋月春风。难合时宜，命蹇途凶。宠辱无系，贵贱等空。秉性坚贞，耻为附庸。行我所行，攻我所攻。九死未悔，有始有终。嗨！君今跳出苦海去，还望天上人间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