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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具体时间为 雅集诸贤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们惶悚感激之余备感珍惜，同时越发不敢懈怠。陈平原先生称《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有性情。是文章，是学术，也是性情。乐黛云先生也有如是看法。我们感到可谓知言。那么索性我们便提倡有性情的学术如何？以此，则清儒提倡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警则，固不能不守持，而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以及陈寅恪一再标举的“了解之同情”，亦未敢或忘。有物有则文章体，知情知义素心人。章实斋岂不言乎：“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文史通义·知难》）承蒙海内外老师硕学和青年学术先进的垂顾，所幸本刊每期尚不乏名篇佳构，此似唯一可以告慰己心并报读者呵护偏爱于万一者。 今年春季号刊载的柳存仁先生《金庸小说里的摩尼教》一文，开启了武侠研究和宗教研究的新生面。柳先生精通《道藏》，小说史和道教史是其专精的两个域区，而尤以研究小说和宗教的关系享誉学林。写于1985年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著。他还出版过英文著作《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现在又通过对金庸小说宗教门派的研究，将摩尼教在中国传布的情形作了一次历史的还原，钩沉索隐诸多不经见的珍贵史料，熔大众欣赏的说部与枯燥无味之考据于一炉，虽不过四万余言，实为一绝大的著述。钱锺书先生称柳先生“高文博学，巍然为海外宗师”。余英时先生叹美其治学精神则说：“他的著作，无论是偏重分析还是综合，都严密到了极点，也慎重到了极点。我在他的文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句武断的话。胡适曾引宋人官箴‘勤、谨、和、缓’四字来说明现代人做学问的态度，柳先生可以说是每一个字都做到了。”但当世真知仁老博雅渊深之学者甚乏其人，故余英时先生致慨：“新史学家恐怕还要经过几代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认识到他的全部中英文著作的价值。”（见柳著《和风堂新文集》之余序，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7）英时先生还披露，单是仁老多次阅读《道藏》的笔记，就有数十册之多，真希望这些稀世珍奇之初始著述能够早日印行面世。 范曾先生的两篇新作《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没落》和《书道法自然》，亦有感而发，有为而作。两者实为姊妹篇，都是今年早春羁旅青岛时所撰。他痛恨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以无休止的乖张亵渎了神圣的“自然大秩序”，他说上帝已经在云端向他们讪笑，并“抛下了诘问”。他无法容忍杜尚把蒙娜丽莎这位“文静而恬淡、高雅而质朴的古典美人”，变成“长出翘起的胡须”的“神经质的达利”。他称杜尚是“打开那带给人类无休无止的疯狂、罪恶、嫉妒和疾病的潘多拉魔盒”的始作俑者。他的文化理想是艺术和自然秩序的和谐。他说“人类历史上所有精妙绝伦的艺术，无一例外的一定是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产物”。所以他高标“书道法自然”，对仰韶时期的彩陶图形施以赞美：“那天真的，朴素的，质胜文而近乎野的造型，如日月山川人面游鳞等等，给我们展现了先民丰富心灵和强烈的表现欲，那是人类文明肇始的曙光。其中生拙和鲜活并在，懵懂与灵慧齐飞。”而书家之道，“至大之境必为本乎观之于天，悟之于心，应之于手。挥写之际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当此之时正所谓天人合一，略无间隙”。包括书道在内的千百艺事，在范先生看来，其最高境界应是艺术与自然秩序冥和，而新古典主义则是达致此一境界舍此不二的方便法门和微妙法门。 周勋初先生读《文心雕龙》，来新夏先生读《文史通义》，叶嘉莹先生论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朱淑真，邓小军先生辨陶渊明甲子书法，范子烨先生探讨中古的喉音艺术，扬之水先生发覆明代金银饰品中的藏传佛教，程毅中先生摭谈杂赋与小说，均大家手眼，微言妙道，不劳赘语提撕。陈平原先生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回观中国现代文学，蒋寅先生申论古典文学的精神史意义，亦为别具机杼的宏观研究。桑兵先生发掘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以字源学和语言学诠释古代思想的方法，张旭东先生综合辨正陈寅恪先生“恪”字的音读，理据充分，宜有可观。谢泳先生的文章我们犹豫再三，还曾送请李零先生审阅，最后决定易名刊出。 冯其庸先生的《王蘧常先生书信录》和舒芜先生的谈“荒芜的辍笔”两文，尤其要向读者推荐。王字瑗仲，嘉兴人，尝师从沈曾植乙庵，淹通文史，国学根柢深厚，而以章草名家。1900年生于天津，1989年辞世于上海。冯先生早年就读无锡国专，1947年开始师事瑗仲先生，长期书信往还，如今保存王的信函有五六十封之多。此次刊布的十四封书简，起自1965年，迄于1980年，均为章草书法，所附书影，狷雅盈笺。冯先生所作之背景说明，颇及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和学府的人文往事，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舒芜文章的题目作《论“没意思”》，其实大有意思，谓予不信，读后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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