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先生，身材魁梧，声音宏亮，从中年到老年，给我的印象一个样。我是他的学生，晚辈的我无缘认识青年时代的蔡尚思，可从他的遗著中，却见识了一个活泼泼、鲜辣辣的他。

　　早在八十多年前，他正当20岁血气方刚的年华，独自一人骑着毛驴走出福建农家，赶往北京清华园拜师求学。5年后以一部《伦理革命》的论著，提出“地球一家，无地非家；人类十亲，无人非亲”的大伦理，猛烈抨击儒家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观，虽然这不免有空想主义色彩，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启蒙运动中，“伦理革命”是最有力的反封建旗号，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都不免有道德乌托邦的成分。这是一代人追求道德救世的社会理想，问题不在于可行不可行，重要的是提倡人格独立，反对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呼唤了人文思想的新觉醒，这是走向人的现代化不可超越的过程。毫无疑问，蔡尚思先生在这社会思潮中，是一匹呼啸而出的黑马。

　　蔡尚思先生早年最出名的著作是《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顾名思义，这是系统批判儒家思想的力作，因此有人认为他批孔“过于激进”，由此也可说蔡先生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名“愤青”，然而他不是非理性主义者，也不是囿于一时的愤激之作。他自述：“我爱孔子，我更爱真理。”这是他经过深刻思考的肺腑之言。为追求真理上下求索，不计众议，提出独立的见解，这是学者的本色，而对儒家是褒多贬少，还是贬多褒少，乃是学术观点的不同见解，并非是学问的精粗高下。他锋芒毕露，执拗地坚持不同意见的争鸣，正如他所说：“没有争鸣就没有创新！”

　　他自幼熟读经书，好学深思，以墨子的苦干精神自励，29岁在南京图书馆，每天读书十六七个小时，抄录资料数百万字，视图书馆为他的“太上研究院”，声称“我想读完历代文集，不读完就不回去”。顾颉刚因此撰文称赞他：“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他广搜博采，孜孜以求的精神，终身不渝，退休后仍以90多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赶往数十里外的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有人问他，何时才能小休？他借元曲中的一句话回答说：“死后休！”

　　蔡先生一生著书立说，从16岁发表作品到97岁，80年来发表文章230篇，编撰书籍40种，直到104岁仙去。复旦大学的同仁们，以蔡先生为复旦大学教授中写作时间最长、著书出版最多、寿命最长的三个“之最”而自豪。

　　然而还有一“最”，在我心中长存的是，他独有的性格，永远的童心。

　　这种记忆从我做学生时代就已开始，听蔡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一登讲坛，神采焕发，讲到兴奋处，眉飞色舞，令人踔厉风发；讲到感愤处，勃然作色，令人热血奔涌。兴之所至，波澜起伏，哪顾得上讲稿，有时他根本没有讲稿，当然这种课是很难记笔记了。这与周谷城先生的课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周谷城每讲必定手捧一份讲稿，慢言细语，温存敦厚，一句一顿，清晰明白，听他的课最好记笔记，也可陶情怡性。听蔡先生的课，那就跟着先生的思路去天马行空吧，丝毫不敢懈怠。这一紧一松，一张一弛，是学生听课最好的调剂。我却更喜欢蔡先生的课，听来振聋发聩，思不暇接，有种遨游古今，激扬文字的快意。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第一届中国文化史研讨会，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礼的探析”，会后朱维铮教授对我说，蔡先生听了你的发言，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先生从来就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为中心，一听有人研究礼就兴奋不已。使我感兴趣的是，不在于与蔡先生有相似的观点，而是他的“手舞足蹈”，以80岁的高龄，德高望重之身，偶尔听到后生有相近的观点，居然这样喜不自胜，率真烂漫的个性表现，真是酣畅淋漓。

　　先生百岁寿诞之时，复旦大学为他召开祝寿会，亲朋、故旧、学生济济一堂，在这隆重的庆典中，他的家人为他准备了西服，胸花，要他脱下病服换新装，他断然拒绝，大声嚷嚷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换？我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没有任何矫饰的我，是真我!本我!这是中国哲人的至高境界。

　　无独有偶，明末著名启蒙思想家李贽，因为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风动一时，其理论的基点仍是“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认为世间万物只存于“真心”，一念之本心，可以包融万物，由此反对程朱理学。四百年后的蔡尚思对“童心说”不啻是身体力行，不仅在学术上紧随先贤的后尘，更以真我的心态，展现李贽的风采，这才是蔡先生的百年心声。

　　人文学者长寿的并不罕见，而能在耄耋之年，一如既往地率真、坦荡，童心不泯，更为难得。蔡先生就是我心仪已久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