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做学问，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19世纪30年代，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一切还都刚刚开始，只要有兴趣，无论是谁都可以做。但时至今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已获得了科学的、长足的发展，要想给已有的知识宝库增加新的内容，靠“绿林手段”，很难。因此我主张，某一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最好由那些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攻读那一专业的毕业生从事。民国时期没有念过大学，后来成为大学者的，确不乏其人。沈从文、梁漱溟、钱穆、启功等等。但深究起来，不难发现，他们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学者，而在距自然科学比较近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自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十分罕见。受不谙外语的局限，非专业认识的知识结构与阅读面受到限制。因此其学术往往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诉求存在一定差距。

　　“文革”结束后，没有念过大学本科，而成就斐然的，则有邓晓芒、朱学勤、葛剑雄、余永定等人。但这些学者虽错过了读本科的机会，研究生却是都念了的。邓晓芒，198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朱学勤，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学位；葛剑雄，恢复高考制度后复旦大学第一批史学研究生，中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余永定更是好生了得——虽然没上大学，但却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技术学校读过中专。我估计，当时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应该和今天的一些211大学本科不相上下。其后，余永定又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牛津大学沃尔夫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最终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无论是民国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都属于历史上的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产生特殊人物。而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步入正轨的时期，特殊人物的产生不能说不可能，但很难。民国时期的学术，用唐德刚的话说“承前启后”阶段:社会剧变、百业待兴，思想风气、学术范式随之转移，重新洗牌的结果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学术“不新不旧，不中不西”，无论沾染些新风气的旧学学者，还是“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新学学人，只要对旧有格局构成些挑战，就有可能成名成家——李零甚至称那时为“大师辈出的时代”。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青黄不接”，大学不正式招生久矣。这种情况下，学术、大学一旦开禁，也难免有些“乱象”:本科和研究生几乎同时招，研究生那块，自然要做无米之炊:没有正式的本科，“同等学力”也可以。这确也给那些蹉跎了岁月、有志气又有才华的人提供了机会，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而当时的学问，事实上，主要是由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奠定了一定功底的老先生来做的；而一些新秀，虽先前没受过系统训练，但落在这些老先生门下读研究生，“近水楼台”，却也能先声夺人。

　　当代学术对学历要求的变化，反映了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相应的学术水平提高的轨迹。邓晓芒在2007第8期《书屋》发表《我的大学》一文，称“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过，”只是和高尔基一样，读过社会这所“大学”。他的结论是:“现在想来，当年取消大学文科，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再一次取消大学文科，至少取消十年，只留下研究生院，从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中招收文史哲的研究生，不论学历和年龄。”这种观点，虽然揭示了我国现行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但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这种有“开倒车”嫌疑的言论，我一直期盼有反驳的声音——可惜至今还没有听到，只好自己动手，写下以上的话，也不完全是对邓先生文章的全盘否定，因为邓先生的大作的结尾说得明白:“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所走的学术道路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很可能“今后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