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铁律性的警世格言：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阿克顿对权力过度所导致的结局——腐败，只能算是一种温和地叙述。因为绝对权力所导致的结果岂止是腐败？中国历史早就无情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幕幕“君权面前无父子”之凄惨悲剧。

事实上，绝对权力所造成的结果还不局限于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层面上曾这样评价女人：“女人在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但在政治的层面上，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则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温情：“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又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的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

如果说，塔西伦对女人的洞见还只是停留在文本意义上的叙述，那么有这样一个人，他却通过自己曾祖母的实际“案例”而深刻地认识到：女人一旦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狰狞面目，并不逊色于男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办法，以“以暴防恶”之残酷但却“理性”的方式，把西方塔西伦式的文绉绉之书面理论变成了东方血淋淋的当下实践。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众所周知，当刘邦还是草寇之徒时，一个叫吕雉的纯朴姑娘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刘邦。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当上了帝王，于是吕雉就一跃成为了吕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其17岁的长子刘盈即位，但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手中。此时，原本那位纯朴的姑娘因手中权力不断的放大而蜕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首先，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后为了剪除异己，毒杀了赵王如意，并进而把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予以戕害。吕后不仅砍掉了她的手足、挖眼烧耳并灌上哑药，把她丢进厕所里在整日哀嚎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史称“人彘”。

历史到了汉武帝这一代，当刘彻黄袍在身皇权在握之际，他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的恶行。于是，汉武帝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皇太后一旦生下皇太子，那么皇后就必须去死。原因很简单，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的垂帘涉政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再度发生。

我姑且称此为“汉武帝定律”。

后来北魏也一直遵守着这一“定律”。所以北魏时期每到宫中欲立太子，必是哭声一片，太后在完成生育太子使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行将魂归西天。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犊去母”现象到了北魏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终于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自己的妻子死于非命，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这个幸运的女人侥幸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这个侥幸免于一死的女人却没有给历史留下美丽的一页。历史不幸言中了汉武帝的忧患。就是这个胡太后，她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私。最后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加彰显“汉武帝定律”之真理性的是唐代的另一个女人，她就是武则天。与前述吕后和胡太后所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后宫妃子、到贵妃再到皇太后，其过程本身的吊诡、阴谋和杀戮已经提前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对女性涉权所带来的心理恐惧。

首先从武则天为了加害皇后而亲手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开始算起，她为了自己的权力梦得以实现，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这还不算被她害死的近百位各路高官异己。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把皇太后和高宗的宠妃萧良娣以类似吕后的凶残手段——剁掉手脚以囚在水缸中整日哭号折磨致死的故事。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曾这样悲鸣道：“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后，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母亲，把自己一家骨肉害得这么惨。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苍所给予女人禀性中的温厚天良在权欲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难道“汉武帝定律”穷尽了权力的险恶并道尽了女性中难以显露的真“恶”？

历史并没有终结，又一个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这个女人不仅再一次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她就是慈禧太后。

众所周知，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次地侵占和羞辱。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锐意变法以图国强。事实上，慈禧太后一开始对维新变法并不反对，只是当她发现如此下去定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她迅速翻手出刀，砍下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新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皇权地位。

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际，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居然在自身难保之时还下令把光绪皇帝一生唯一的至爱——珍妃，扔下井淹死了。而在早些时候有个叫崔得贵的太监因为在与慈禧下棋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匹马”而惹得太后即刻下屠杀令，于是这个倒霉蛋死于猛杖之下。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强权的基础就是暴力……”

西方著名学者G·沃拉斯在其《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这样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如果我们延伸其意则无非表明，若以自然层面上判断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而因此会在权欲集中的政治层面更“善于”男性。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汉武帝刘彻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看透了“政治中的人性”。

无论刘彻是出于何种政治意图，“汉武帝定律”至少给我们现代人以这样的警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成为绝对权力时，罪恶就必然会产生，不管统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