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何满子”这个词牌显然是悲情的。何满子（孙承勋）先生非要选用这个词牌作笔名不可，有点异于常人。按照迷信的说法，“何满子”作名字可能不太吉利，它可能带来悲哀。迷信说法自不足信，但何满子先生用这笔名后，真地流年不利，从1955年“被胡里胡涂地打成胡风分子”，抓进去关了一年半，出狱后又被打成“右派分子”，然后发配宁夏，劳动改造，一直折腾了二十多年。等他1979年落实政策，返回上海时，已经是花甲老人了。何满子先生的“花样年华”便在不断的批斗、劳改中度过了。能说那个迷信说法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就算是巧合，也总是“合”上了。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20多年的苦难不仅证明了何满子先生的清白和冤屈，而且也证明了他的坚韧不拔和宽广胸怀。关了一年半，一出狱，他却仿效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写了一首打油诗，题为《出狱戏效杜樊川体》，诗曰：“浪迹江湖惯独行，也知才短此身轻。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胡风分子名。”一场冤狱，多少血泪？但他还有闲心思自我嘲弄，写打油诗。发配宁夏劳改后，他拉了两年板车，姿势不美，形象狼狈，常引路人围观取笑。但何满子并不觉得难堪，他又做起打油诗来：“一脚高来一脚低，浑为蹇卫负耕犁。江湖把式卖膏药，鞭赶疲熊爬陡梯。”（《拉车自嘲》）“蹇卫”者，瘸驴也。何满子先生以此自比，诸位路人还有何话说？可笑之处，有逾此乎？诚如何先生在“小序”中所说：“何劳人嘲，我先自嘲。”这种自嘲，不是“阿Q主义”，不是自轻自贱，而是高度的自信自尊，是对逆来横祸的不屑一顾，一笑置之。字面上的自嘲是用高度的自信自尊作底子的。那潜台词正是：我本无辜，惨遭不幸，劳动改造，拉车似驴，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对我的高尚人格又何伤乎？在横祸飞来时，何满子先生总喜欢以打油诗自嘲，这实际上是化解痛苦、自我调适的一种手段。20多年的折磨，毁掉了多少唉声叹气者？但何先生仅仅受了些皮肉之苦，精神痛苦皆在打油诗的韵律中化解了，飞升了。这主要得力于他的豁达大度，乐观开朗，他实在不愧为文艺界坚韧不拔的“抗压模范”。

　　在苦难中“抗压”，在落实政策、获取自由后便要弥补损失、掼开膀子大干了。何满老自1979年返沪后，30年间写了30多本杂文、诗歌和学术论著，真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字字看来皆是血，卅年辛苦不寻常”呀！这又表现了何满老对祖国、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他非把那20多年的损失都补回来不可。可以说，何满老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给祖国、人民交出了高质量、多卷本的精神产品！

　　何满老灾难中的精神支柱始终是鲁迅，他的杂文创作的最高标的也是鲁迅。他曾说：“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人是鲁迅，我们是在鲁迅的哺育下长大的。”（《何满子、易之：《一些文学问题的对话》，《文学自由说》2005年第4期）他认为“鲁迅是民族精神的首席代表和中国文化的第一伟人”。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人将更热爱和推崇鲁迅。（均见《读鲁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和一般的鲁迅研究学者不同的是，何满子先生不满足于对鲁迅著作的条分缕析，坐而论道，他是学习、宏扬鲁迅精神，把鲁迅精神融注在自己的杂文作品中，化为自己的血肉。比如，他曾经写过多篇杂文反对文学的低俗化，反对庸俗地吹捧低俗文学，主张坚持、发扬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的光辉传统。他坚持认为文学要有高尚的旨趣，要给人以美感和愉悦，而不能仅仅满足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他甚至不无激愤地说：“书籍畅销垃圾货，影片走红下三滥。”（见2007年7月致笔者信）“畅销”、“走红”皆不可一概而论，但一些“畅销”、“走红”者确乎格调不高，何满老的激愤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文学论争中，何满子先生也深得鲁迅风。他不畏权贵，不怕孤立，毫无畏惧，毫无折中调和，特别对“畅销书拜物教”恨之入骨，鞭笞不遗余力。有一次我在致他的信中表示：武侠小说之类的畅销书短时间内还会有广阔的市场，我们的尖锐批评恐怕也只能像当年鲁迅形容自己的杂文那样，“如一箭之入大海”。何满老同意我的看法，但常一再教诲我“无需悲观”。我们的尖锐批评至少可以告诉世人：人间尚有清醒者，并非都是“昏虫”。（皆见何满老致笔者信）

　　予生也晚，加上天南地北，我和何满老缘悭一面，未能更多聆教。尤其有负于他的厚望的是，我编的《武侠小说论文集》至今尚未找到婆家，他写的《序》也只能暂时“闭门不出”。知我罪我，只能请何满老在天之灵海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