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

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一篇短文《记两位老师的谈话》中，回忆林庚先生（字静希）的一段谈话：“同静希师谈话是从当前师资青黄不接的情况开头的。静老慨叹道：‘当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教我的老师刘文典，陈寅恪这些大师，都没有文凭。’”林庚先生的话点出两点：其一，刘文典是学术大师，其二，刘文典是没有文凭的学术大师。这样的大师我最欣赏，因为真正的学术并不写在文凭上，而真正的大师往往不屑于文凭的有无。这样的大师决不希求用文凭来证明自己，他们通常用自己来证明自己。

刘文典幼年入读教会学校，奠定了良好的英文基础，以后担任《民立报》翻译，《新青年》英文编辑，盖伏笔于此。十七岁入安徽公学，受教于陈独秀，刘师培，国学根底培植更深，而熏陶感染，思想革命激进，博涉广猎。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同时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同为及门弟子，中西之学，无不探求。灰心政治以后，转而治学，执教北大，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古籍校勘和研究，积数年之功，终有所成。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学界普为重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足见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所以在后来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啬地把《淮南鸿烈集解》写入其中。

后来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陈寅恪推许如此，可见刘文典治庄子所达之深度，无怪其挟庄子而狂放睥睨。虽然他才力雄厚，性格高傲，治学之时却有所宽厚之处，他的《淮南鸿烈集解》，据胡适讲，解释原文，凡是与前人相合的都归功于前人，前人错的地方，却“不轻斥其失”，甚至因为有些宋明藏本，清代学者俞樾不易看到，而代为隐匿他的失误，所以胡适说他“此则忠厚太过，非吾人所望于学者求诚之意矣”。这使人觉到很奇怪，其实正是他对于佩服的人，佩服太过，而不惜为之遮掩瑕疵。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但也许陈寅恪学术成就更为深广，使人高山仰止，忙于膜拜，所以就想不到去批评他了。

刘文典不但是学者，同时也是老师。他讲课很有特色，所以上过他课的人都念而不忘。譬如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有次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要把文章写好，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纷纷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就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听闻之后，学生们无不应声叫好。

但他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 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但他烟瘾不来的时候，讲课是很精彩的，有一则关于他的“刘文典先生三易其地讲红楼”可以约略见之。据一位曾亲聆这次讲座的学生回忆说，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等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豁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了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而他对于“蓼花汀滁”的解释是：“元春省亲游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宝钗了。……”这样的烛光讲座，真算是风趣十足，足以流传广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