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的书写中，西晋的才子左思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咏史八首·其二》尤为著名：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山涧谷底的巨松苍翠挺拔，山顶上的小草细苗葳蕤茂盛，作为自然现象，这再正常不过。诗歌的头两句就这么展开了，意象匀称，画面平稳，情调和谐，“郁郁”、“离离”两个叠词，甚至给人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美好印象。

　　然而，三四句一出，诗歌的稳定感便被打破，“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两个意象之间一下子拉开了距离，形成了张力。小草细苗身子虽短，却要凭借它们的“海拔优势”，遮蔽（荫）涧底百尺巨松的阳光雨露，这时，“涧底松”和“山上苗”，不仅具备了人格，而且处于剑拔弩张的对立中了。“彼”“此”二字既是指代词，也包含着亲疏关系和价值判断，我们仿佛看见诗人无限爱怜地抚摸着“涧底松”的虬枝铁干，不时地向那高高在上、落地生根的“山上苗”，报以闪电般的冷眼。

　　只是一瞬间，“和谐的大自然”不见了，诗人大笔一挥，“不讲道理的社会”就凸现在我们眼前，“不公正的制度”成了批判之箭的靶子！

　　没有迂回，没有停顿，接下来，诗人索性把话挑明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世胄”，即世家子弟，贵族后裔。他们即使平庸无能如那“山上苗”，却照样能占据高位，享受厚禄，而真正的英雄才俊哪怕再杰出，也只能仕途困顿，沉沦下僚，就如这高高的“涧底松”。“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点明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正是以门第定高下、以血统论英雄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这无良制度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诗人唯恐大家不信，马上举出一正一反两个事例以为证明：“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金、张是指汉武帝时两个深受宠信的大臣金日磾和张汤，他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后裔七世为官，显赫无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冯唐，他真应了“寿则多辱”那句话，虽有一身文韬武略，终究不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发出“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应该就是受到这首诗的启发。

　　诗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在曹丕夺权伊始，稳定了世家大族，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由于这一制度在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按照门第高低选才擢官，保护的只是“既得利益者”，终于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荒唐局面。这种带有世袭性质的选官制度，其潜台词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就是“王侯将相，当然有种”，就是“英雄必须问出处”等等，这样的制度，说穿了就是“种族歧视”的变种，就是后来的“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滥觞！这一制度犹如一张巨大的井盖，把庶族寒门的人才统统盖在逼仄黑暗的空间里，让他们尝尽怀才不遇、有志难伸之苦！故清代大儒王夫之说：“魏从陈群之议，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于选举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与于中正之品藻者鲜也，非华族弗与延誉也。故晋宋以后，虽有英才勤劳于国，而非华族之有名者，谓之寒人，不得与于荐绅之选。其与公天爵于天下，而奖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读通鉴论》）。”

　　咏史诗肇始于班固，而大成于左思，后者把咏史与咏怀“勾兑”在一起，使这一题材境界大开，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一体。钟嵘论五言诗，将左思置于“上品”，称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诗品》），又引谢灵运评语云：“左太冲、潘安仁诗，古今难比。”王夫之也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选评》）？”显然是把左思的诗，当作“建安风骨”的隔代回响。这首咏史诗共十二句，没有一句闲笔，没有一句无力，既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又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语），情文并茂，思艺俱佳，这在古诗中并不多见，体现了诗人杰出的创作才能。

　　出身寒门的左思，也是我最喜欢的西晋诗人。尽管他相貌丑陋，言讷口吃，才华和风骨却是当世一流，首屈一指。他历时十年写成的《三都赋》甫一问世，便闹得“洛阳纸贵”，连起初瞧他不起的陆机都叹为观止。他的八首《咏史诗》，犹如八道闪电，照亮了追求精丽华美、善于“巧构形似之言”的西晋诗坛，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男性热力的“不平之鸣”。而左思声嘶力竭地喊出的那些诗句，诸如“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等等，归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遗传基因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让“出身论”和“血统论”的枷锁桎梏，统统见鬼去吧！

　　不禁想起几十年前，中国大地上流传的那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那个时候，“出身”有个十分怪异的代称，叫“家庭成分”，似乎人类是可以根据化学方法进行阶级分类和政治解析的特殊物种。于是就有“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之分。根据是什么呢？也不过就是“出身”和“血统”，就是“你从哪里来”。如果从“地富反坏右”那里来，你当然只能是“地富反坏右”，生下来就已经“盖棺论定”，且永世不得翻身！比起“九品中正制”，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号诛连九族的勾当，造成的灾难更其严峻。左思的痛苦尚且在于无法通过仕进之路施展抱负，可“黑五类”的痛苦在于不仅不能政治上谋发展，甚至被取消了人格，人权，人籍，甚至生命！

　　1970年3月5日，有个像左思一样“出身”不太好的青年，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的文章，有理、有据、有节地指出“血统论”的荒谬和危害，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竟然被当局处死，年仅27岁。这个勇敢的青年，后来和顾准、张志新、林昭等人一起，被称为那个时代少数几个真正的思想者，他的名字叫——遇罗克。

从左思到遇罗克，其间横亘着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时光！而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高举“有教无类”旗帜的孔子，就已对着那位出身贫贱而才华出众的弟子冉雍（字仲弓）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另一句是：“雍也可使南面。”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不以出身论英雄，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为什么仲尼之后，还是长夜漫漫？如果说“出身论”和“血统论”都是中世纪的荒谬理论，那么，为什么“走出中世纪”竟然变得如此“任重道远”？

（选自《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留白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